魏小娜

    中图分类号：G623.2；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09）01-0091-06
    我国作文教学中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文体分类源自西方。目前在我国，作文文体知识遭遇淡化，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西方母语教学中，作文文体知识却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新的调整，得到充分的发展。鉴于此，本文将中西方“作文文体”知识开发情况加以比较，以期我们能客观认识作文文体的价值和开发方式，为我国作文文体知识的开发提供借鉴。
    一、“原点”比较：中西方作文文体内涵的“名同实异”
    20世纪初，我国开始移植西方文章分类思想。傅斯年较早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试图“直接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来做白话文，并把白话文分为“解说（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1]四类。此后，陈望道、黎锦熙、夏丏尊、刘薰宇、叶圣陶等人也相继提出类似的文体分类。这些研究者提出的文体分类虽稍有差异，但基本译自英文“description, narratio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或“‘descriptive, narrative, expository, persuasive’writing assignment”。仅从字面上看，中西方的作文文体并无大的差异。但实际上，由于中西方写作文化的不同，中西方作文文体的内涵存在很大差异。
    （一）西方写作学源自修辞学，具有鲜明的口语交际性，“作文文体”本质上是“交际任务类型”
    西方写作学源自修辞学。在西方，“修辞被看作主要与公共劝说演讲有关。……在法庭和议会等场所，人们的能力主要是演讲能力”。[2]这就形成了传统西方修辞学的交际性诉求：关注听众（受众），讲究说话形式，追求目的效益（以说服为最终目的）。[3]进而赋予西方写作学以鲜明的交际性：四种经典文章“description, narration,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实际上是由“读者”“写作目的”“具体写作形式”等要素综合决定的四类交际任务类型。在英文文献中，基本上是用“Writing Assignment（写作任务）”、“Writing Mode（写作样式）”或“Writing Style（写作类型）”来指称上述四种文章分类，而不用“Writing Stylist”（写作文体）（“Writing Stylistic”是基于语言学对文本语言特点进行研究的学问）。如：加利福尼亚的EAP-EERWC作文课程标准指出：“Demonstrat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lements of discourse(purpose, speaker,audience, form)when completing narrative, expository, persuasive, informational, descriptive writing assignment”。[4]
    （二）我国写作学以文章为本位，长于书面语的发挥阐释，“作文文体”实质上是“文章体式”
    我国书面语艺术源远流长，“我国历来以‘文章’作为写作学体系的核心”，[5]为文章而文章的“文章本位”传统十分悠久，集中体现在“八股文”对我国作文教学的深刻影响上。承传于“经义”阐释体式的八股文，最突出的两大特点是内容上的“代圣贤立言”和形式上的“起承转合”，其写作行为实质上是写作主体的个体发挥——缘于“圣人之言”（依据四书命题），受制于特定的“起承转合”（规定的写作形式），通过写作者“头脑运作”来阐发题旨的微言大义和精微奥旨。这种写作行为指向抽象事理之阐释，无现实之功用，也无确切之目的，更无论交际之对象（读者），所追求者唯圣贤言论阐发之周密也，所钟情者唯合乎规范之“文章”也。所以在我国作文教学传统中，虽然屡经改革，但是由“命题”而作“文章”，缺乏“读者”“目的”意识，仍是作文教学的常态。
    受我国作文“传统之镜”的过滤，西方的“descriptive, narrative, expository, persuasive” writing assignment引介到我国，就成了“文章”分类——文章本身的体式、体裁的分类，而“读者”“作文目的”要素则被严重忽视。也就是说，原本具有极强交际功能的“写作任务”分类，到了我国就变成了失却“读者”“作文目的”规约的、纯粹的“文章体式分类”。
    总之，由于中西方写作文化的不同，我国最初引介的“作文文体”内涵与西方“作文文体”名同实异，存在误差。这注定了中西方作文文体知识开发的不同，并决定了我国文体知识的开发有脱离现实、偏向文章形式的倾向，务“实”不足，重“文”有余。
    二、发展比较：中西作文文体知识开发的“差之千里”
    （一）西方作文文体知识开发的走势
    1.19世纪60年代西方文章分类体系的形成：偏向文章形式
    18世纪中叶，修辞学始与书面语言即写作联系起来。到19世纪中叶，著名心理学家Alexander Bain编纂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教科书《英语作文和修辞》（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1866年），被誉为“西方写作之父”，提出了“段落统一”的概念并且区分了篇章的类型。以该理论为基础初步形成了西方的文章分类体系：叙述、描写、说明和论辩。这一时期，尽管书面语言的“叙述、描写、说明和论辩”承载着修辞学交际任务的“读者、写作目的、写作形式”等内涵，但因处于规范书面表达的初期阶段，所以包括David J.Hill的《修辞科学》（1866）、Henry N. Day的《语篇艺术》（1867）以及Adam S. Hill（1833—1910）的《修辞原则》等在内的写作修辞专著，均十分强调语法和书写格式的准确性，偏重于文章形式，忽略写作的交际性本质，“读者”和“目的”并未得到充分关注。
    2.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文体知识的充分发展：基于“交际性”的多元开发
    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修辞学家不满以语言结构规则为核心的思想，开始强调语言交际本身以及交际的对象，如修辞学家Young、Becker和Pike认为“掌握修辞不仅意味着掌握如何及为何进行语言交际的知识，还要掌握交际的过程”，[6]修辞学家Knoblauch提出“修辞既是通过语言使用来组织安排并向他人交流经历的过程，也是对这一过程、方式的研究”。[7]
    基于现代修辞学的上述观点，20世纪中后期至今，西方作文文体知识基于写作的“交际性”本质展开了多元开发，经典的“四类文章分类”体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强化交际本位。这种开发走势，旨在突出写作任务的交际目的，经典的“四类文章分类”体系中的“描写、叙述、说明”逐渐从“写作类型”下放为相对独立的“表达手段”，这是作文文体发展中的重要飞跃。
    美国权威的作文测评体系NAEP在《1998年NAEP写作框架和说明》中，划分了三种写作类型（writing modes）：叙述类的写作（Narrative Writing）、信息类的写作（Informative Writing）和劝说类的写作（Persuasive Writing）。为了突出写作的交际意义，首次把交际目的不是很明显的“description”“exposition”从独立的“写作类型”下放为“信息类的写作”的“表达手段”，灵活运用在各类写作任务中。
    2007年秋新推出的《2011年NAEP写作说明》，则进一步突出写作任务的交际目的，重新划定了三种作文类型——三种交流目的（Communicative Purposes）类型：为了劝说（To Persuade）；为了解释说明（To Explain）；为了传递经验（To Convey Experience）。[8]进一步把交际目的性不强的“叙述类写作（Narrative Writing）”也下放为“表达手段”，广泛使用在各写作类型中。
    至此，描写（description）、叙述（narration）、说明（exposition），由过去的“写作类型”等同于其他一般的作文“表达手段”。“表达手段”与“作文任务”的相对独立，使“表达方式”可以不受“文”的羁绊，进行独立、开放、自由、灵活地开发，充分吸纳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类型作品中的优秀技巧。目前，把“记叙”“说明”“描述”仅作为“表达手段”，并与其他“作文技能”并列使用的情况，在西方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中非常普遍。比如，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市立学区《英语语言艺术课程说明》九年级语文课程大纲的“写作”目标：“通过实践练习和讨论，培养全面的组织技巧，如记叙、比较和描述”；《法国初中语文教学大纲》提出“叙述性作文中要加入描述和对话”……“复杂的作文，包含叙事、省略、回忆、幻想等手法”；《德国巴符州语文教学大纲》提出“区分报道与记叙、描写（说明）等表达方式”。[9]
    （2）重视现实功能。这种开发走势，重视现实功用，植根于现实生活的需求，不断开掘新的写作类型。
    从作品的媒介看，有电台媒体作品的写作、新闻报章杂志文章的写作、舞台剧本创作、传播创作等；
    从作品的内容看，有家庭历史写作、家谱写作、个人成长史写作等；
    从作品风格来看，有幽默作品写作、浪漫作品写作、神话作品写作、科幻文章写作等；
    从促进学习的功用角度看，有内容提要写作、读书报告写作、新书推荐写作、电影评论写作、研究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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