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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论文
地下经济的界定
发布时间:2018-08-04 点击: 发布:中国论文期刊网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地下经济在西方国家又称“隐形经济”、“黑色经济”或“缝隙经济”。地下经济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副产品早就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然而,直到本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者才开始注意地下经济问题。这是因为在六、七十年代,面对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衰退、失业剧增与高通货膨胀交织共存的“滞胀”现实,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陷入所谓“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者试图从新的角度—地下经济的角度来寻找解释上述经济现象的依据,认为由于地下经济的滋生和蔓延,也由于地下经济及其从业人员的隐蔽性,现行国民核算系统无法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使经济增长率被低估和失业人数被高估,从而导致传统经济理论在说明经济现象时的失灵。显然,这一理论的出现无疑对“滞胀”现象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后,各国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中不断探索,创立地下经济的理论及其测算方法,形成了“在对传统理论进行彻底反思过程中,最具有显著特点和成效最大的一支新军”。
目前,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已占GDP的10%~15%。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它主要表现为贪污贿赂、投机倒把、造假售假等。我国已加入WTO,正着手于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与国际经济接轨。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研究地下经济的新问题,探讨解决的新办法对于指导经济规划,维护市场秩序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2地下经济规模的估测方法
目前,大量有关地下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其规模的测度。地下经济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信息的失真程度。有关地下经济的估测方法,主要有直接法和问接法两大类。见表1.1。
                            表1.1地下经济规模的估测方法
直接调查法 劳动力参与率调查法
税收审查法
间接推算法 货币分析法 现金比率法
通货需求法
交易法
非货币分析法 收入支出差异法
物量投入分析法
财政分析法
 
    直接调查法是指借助于敏感性问题的调查方法,采用抽样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研究等相结合的办法,测算出地下经济的大致规模。如曾有研究人员通过电话抽样调查和随机访问的方式,从食物购买的非正规渠道、家庭修理、个人护理、家政服务和非正式销售(比如跳蚤市场)等15方面对未申报和未统计经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类支出大约有420亿美元。Kevin F.McCrohan[]通过电话访问和入户调查的方法,在对居民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对美国地下经济规模作出了大体的估测。结果显示:居民申报的收入比同期支出少了近500亿。对于直接调查法,由于受调查人数的限制,因此,该方法主要用于对某类行业或某类人群的调查,并且利用调查结果进行推断可靠性也比较高。但当研究任务是估算出全社会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总人数时,这种技术就不是很适用了。
    由于地下经济的隐蔽性,对其进行正面的统计和全面的调查是很难的,所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地下经济研究者大都采用问接测算的方法来估计地下经济的规模。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地下经济学家们在该研究领域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构造出了具有一定价值的地下经济估测方法。这些估测方法可以归纳为货币分析法和非货币分析法。货币分析法主要有现金比率法、通货需求法和交易法;非货币分析法主要有收入支出差异法、物量投入法和财政分析法。
    现金比率法最早由卡甘( Cagan·P)[]于1958年提出,也被称为C/D方法,他用这一方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问美国的未申报收入进行了估测。之后现金比率法用于估测地下经济规模风靡一时,比如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奎特曼利用该方法估测出美国1976年地下经济规模为1750亿元,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0%;意大利的地下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0,瑞士约占3.7。现金比率法的思路非常清晰简明,模型测估所需要的数据在设定假设条件之后也较容易取得。
    通货需求法就是在通货需求量与各种影响要素之问建立起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据以测算地下经济的规模。这种方法最早由卡甘( Cagan·P)[2]提出,后由坦茨(Tanzi·V)[3][4][5][6]加以发展和完善,所以又被称为“坦茨方法”。早在1983年,Tanzi率先采用货币需求法对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Schneider[7]将通货需求法与多指标多因素模型结合,于1986年对OECD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了估计。由于逃避纳税是地下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通货需求方程将纳税负担作为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包括进来。进而,在逃税收入增长伴随着现金需求增长的假设下,用税收变动与货币需求之问的关系来估计地下经济的规模。这种方法在北美和欧洲国家得到广泛应用。
    1979年,为估计未观察到的以货币计量的交易量和以货币计量的未登记收入总量,法伊格(Feige)[8]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交易法。该方法以费雪恒等式MV= PT为基础,认为正常情况下经济中的货币交易总值(PT)与总体经济活动的名义收益总值CYO应呈一种固定的比例关系。同样选择了一个可以假定地下经济不存在的年度为基年,估计当年货币化的交易总额(支票和现金)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把今后这个比率的增长归结为地下经济的增长。交易法比现金比率法的前提约束要宽松得多,但对数据资料要求严格,因此,操作性不强。
    收入支出差异法是英国学者麦考菲(Macafee)在1980年提出。从宏观层次上,又称为“国民账户分析法”。收支差异法是一种立足于收支平衡原理估算地下经济规模的方法。他所基于的思想是:人们一般会隐瞒收入,而不会隐瞒支出,地下经济的存在将会使收支两方面的统计结果出现不一致。即可以把官方统计的总支出高于总收入的差额作为地下经济规模的估计数。比如英国中央统计局采用国民账户的收入支出法估测到1980年英国的地下经济规模占GDP的比例达到2%左右。但是这与英国国内税务局的估算结果相去甚远,英国国内税务局主要对私人雇工和白我就业的逃税额进行了估算,其结果占GDP的比例达到7.5%,调整后的修正值也在6%~8%。运用收入支出差异法估测地下经济规模时,要求分别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所作的估算必须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有关的统计资料不满足这种独立性的要求,这种方法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应用。另外,对于既从收入一方又从支出一方逃脱国民会计的地下经济活动,这种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物量投入分析法与货币分析法十分类似,不同之处仅在于这里是试图找到一些联系物量投入(而不是货币存量)与全国产量的稳定“标准”,一旦发现某一时期的某种物量投入 (如能源)不能从官方统计的GDP的增长和其他有关变量(如技术和产出构成)的变化中得到解释,便将“多余”的投入消耗归因于地下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印度国家公共财政及政策研究所在其出版的《黑色经济活动分析》一书中列举了盖本塔和米塔对这种方法的运用,他们通过考察用电量与全国产量之问的比例关系变化,对印度的非正规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1964~1965年,印度地下经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2.7%;1974~1975年升为12.1%;1978-1979年升至16.4%。Lacko[9]和Maria (2002)[10]也运用实际投入法对OECD国家的地下经济规模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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