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转轨”过程本身就包含体制转换，因此制度主义视角在转轨问题研究的工具箱中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甚至可大体代表当前主流转轨经济学的发展方向。[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旨在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对苏联、中东欧以及中国等经济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解释力降低后，制度因素被认为是解决或改善激励问题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转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在转轨经济学中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以雅诺什·科尔内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根源于经济转轨国家内部长期形成的偏离命令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旧体制中阻碍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体制性根源以及如何克服和使其逐步向新体制转变。学术界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存在内在联系的观点有着高度共识。然而，至今学术界对其具体的联系机制进行系统论述的研究文献却并不多见。幸运的是，些学者还是尝试性地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所存在的逻辑联系，李萍的博士论文就是其中较有见解的一例。(注：李萍在其博士论文中，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生产单位的非企业化运行管理方式产生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二，软预算约束导致经济行为主体更容易把精力集中于一些非经济目标，客观上造成了粗放型经济发展；第三，非货币化的行政交易规则人为地造成社会供求失衡，加剧了资源浪费和配置失衡；第四，信息不对称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第五，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虚置导致激励机制缺乏，使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乏内在动力。同时，她把市场经济体制与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逻辑联系归纳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可节约信息成本、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价格调整机制强化了市场激励机制，通过优化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经济增长朝集约化方向发展；第三，利益驱动强化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动力；第四，竞争机制激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资源配置动态效率。基于上述分析，李萍得出结论，实现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从根本上铲除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生存土壤，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转变（参见李萍的博士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分析》第4、5章）。)

　　 五、发展经济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发展的视角
　　
　　 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是较发达国家、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工作者的热情关注，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还是兴起于“二战”以后，主要的研究视野集中于探索经济落后国家或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过程。[11]

　　 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为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涉及发展方式问题。从理论渊源及研究思路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之一。从理论渊源看，经济发展理论起源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运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问题。它吸收了增长理论的一些原理，但更加强调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以及转变的途径和政策。[12]因此，制度视角当之无愧地成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必不可少的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战后”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个阶段。[13]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种研究思路是以指导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并对当时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主义色彩。例如，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研究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实现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及其所蕴含的理论创新可从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一词内涵的理论探讨过程中得到一些启迪。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发展主要立足于经济层面，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同义词，虽然经济发展主要用于贫穷国家，经济增长主要用于富余国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有关文献中,对发展含义的解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把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是指人均产品量的增加,它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表示；发展既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也包括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即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14]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在尊重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动作用。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正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理论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因为除了关心增长要素投入与要素利用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外，经济发展方式还从总需求结构上关心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发展以及从供给结构上关心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既然在结构主义的研究视野中对制度性因素的探讨必不可少，那么在欠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必须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式也就会发挥重要作用了。
　　
　　 六、小结
　　
　　 综上所述，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基于制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把制度纳入对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使得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导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制度的宏观动态量化分析具有相当的难度，再加之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所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使得制度非均衡动态宏观经济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自身特定的经济背景和问题指向。由于中国转轨与发展交织并行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复杂态势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幸运的是，散见于一些经济理论流派中所使用的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方法的理论逻辑及所提及的观点，对于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是有很强的启发性。如何从中吸取营养、使之体系化，并建立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将成为致力于研究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工作者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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