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39-10
在我国的古典学的研究领域中，常常会为解决某个问题而出现一个新颖的方法或假说，得出一个研究结论。不仅这个结论将变为“定论”，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础；而且这些方法或假说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为解决其它问题而效力。然而，因为古典学的材料有限，故这个方法或假说本身，仍然值得被追问是否确实无误。一旦发现这个方法有问题，值得怀疑，那么所得的“定论”以及其它被这个方法所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是假象了；而我们的古典学研究所“已经”解决了的这些问题，就需要推倒重来。
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都曾举出了性、命在《庄子》内篇中是分别使用而在《庄子》外、杂篇中是连用这一现象，还举出了其它类似的概念，以证明《庄子》内篇早出。①这样一种“根据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庄子》内、外、杂篇年代的方法，影响非常大。尤其刘笑敢先生是专门论述《庄子》问题，加之不少知名学者对于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张岱年先生云“《庄子》书中内外杂篇的先后早晚便得到无可争辩的证明”，②李泽厚先生谓“引入了现代科学观念和方法”，③陈鼓应先生说“这些论证有着无可辩驳的说服力”。④于是，这种被认为很科学的方法很快就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古籍年代的考订之中，譬如对于《易传》年代等的考辨，就与此方法紧密相关。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方法不仅在论据上存在问题，而且对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之理解也可能存在歧异，因此，这一方法不足以论证《庄子》内篇早出(当然，《庄子》内篇是否比《庄子》外、杂篇早，这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不予讨论)。同理，其它运用这一方法考订古籍年代的意见，也是值得怀疑的。
下文将首先引述唐钺、刘笑敢先生的观点，而后分析其论据之不足，再讨论其对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之理解。
一
唐钺先生在《考订古书撰作年代通则补说》中提出：
抽象名词，或其它词类，本为单字者，有以此种两单字连成一词而又只表一义，则此词必较单字之词后出。如《论语》，《孟子》书中，性字，命字，均单用；此后之书始有以此二字连用而表一义者。其有二字虽连用而分表二义者，则当别论。如《孟子》第一篇第一章云“亦有仁义而已矣”，但章末云“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明指二事，不在此例之列。
例甲：《孟子》书中，性字命字分用。《尽心下》云：“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性命二字义异，极为显然。至《吕氏春秋》则连用性命二字而不分表二义者不一而足……
庄子与孟子略同时，《庄子》书内篇亦无连用性命二字以表一义者。外篇《在宥》……《天道》……《缮性》……《知北游》……杂篇《徐无鬼》……凡此诸章非庄周之作，当为庄周死后为庄学者之言。
……二字连用以表一义之后，自不妨亦可分用。如《淮南王书·俶真训》云“古之真人，其和愉宁静，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后能行，命得性而后能明。”《缪称训》云“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其明确分用，与《孟子》同。
例乙：情字性字，《论语》《孟子》均分用、至《荀子·非十二子篇》及《儒效》篇则云“纵情性”、“忍情性”，情性仅表一义。《庄子》内篇亦不连用情性二字。杂篇《庚桑楚》首章云：“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怜哉！”《盗跖》篇首章云：“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此二章非庄周之作，乃后人之言。⑤
唐文之意，在于说明考订古书“重文”(或“异文”)之先后关系的一个通则。其通则之可疑，笔者已有专文论述。⑥但是唐文这里举的“性命”、“情性”的例子，却很能支持《庄子》内篇早出说。
刘笑敢先生采用主证和辅证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庄子》内篇和外杂篇的时代先后。在主证中，刘先生指出“内篇虽然用了道、德、命、精、神等词，但没有使用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由词根和词根合成的词)，而在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都反复出现了。”刘先生说根据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唐钺先生显然也含有这个意思)，可以得出内篇早出，外、杂篇晚出的结论；并进一步考察《左传》、《论语》、《墨子》、《老子》、《孟子》，还查证了《诗经》、《尚书》、《国语》，发现“在战国中期以前，约略相当于《孟子》的时代以前，还没有出现道德、性命、精神这三个复合词”，而此后的《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就出现了这三个概念，由此断定《庄子》内篇基本上是庄子所作。刘先生之说，举出三例，专门论述《庄子》，旁采同时代书籍作为证据，所述比唐先生更充分。刘文列出了《庄子》外、杂篇中道德、性命、精神的所有用例，我们将在后文分析。此外，刘先生还从思想的源流、文章的体例、特殊词汇的用法等方面提出辅证，支持其结论。⑦
综上，关于《庄子》内篇早出，唐钺和刘笑敢先生总共提出了性命、情性、道德、精神四个概念作为证据。唐钺、刘笑敢先生由此认为《庄子》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而且刘先生认为外、杂篇之完成在战国末年。
二
张松辉先生曾认为刘笑敢先生“这一方法是科学的”，“但是有一个漏洞”：外杂篇26篇中只有13篇用过以上复合词，那么如何证明其余13篇也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呢？“当然刘先生也采用了其它证明方法，但同词汇证明法相比，其它方法的可靠性就差多了。”⑧可见张先生并不反对刘先生的方法，只是认为有未足之处。
刘笑敢先生也意识到外、杂篇其余13篇的问题，他曾有所论述：
外杂篇中，并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道德、性命、精神这几个概念，那么为什么不说外杂篇中没有这三个概念的文章，也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应该明确，要进行词汇的考察，必须依据足够的文字材料，考察的范围越小，偶然性越大，可靠程度就越差；这就是说，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有了较完备的文字材料，才能有较可靠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就《庄子》书中某一篇某一段来进行概念的比较，只能在若干类作品之间进行考察……其次，我们也可以从其它角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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