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性别差异和劳动分工
    1982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吉利根(Gilligan)出版了他的专著《不同的声音》，这是一本关于男性和女性在思考和说话方式上区别的书。在这本书中，吉利根探讨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和差异如何被从童年带到了成年。吉利根通过观察认为，男孩和女孩没有相同的玩耍习惯，他们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着变化。为了保持关系，女性改变规则，男性则遵守规则。男性认为关系具有可替代性，而女性认为维持关系很重要。男性单独地定义自己，女性以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关系来定义自己。(17)格里芬(Griffin)探讨了吉利根的理论，他也发现男孩和女孩的游戏习惯是不同的。克格雷(Craig)和罗伯特(Robert T)认为，由于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同的经验，使得两性在对世界的看法上表现不同。(18)
    四、从批判的理论到理论推动的实践
    “失声的群体”理论并不是固守在“象牙塔”里面的纯理论，它逐渐变成了女权主义运动重整旗鼓的思想武器之一。当“失声的群体”理论成为一种行动纲领之后，女性开始与男性争夺“命名”(naming)的权力。传统社会学中习惯于将“工作”定义位于劳动力市场上以男性为主的有酬劳动，这样一来就将女性在家庭里从事的繁重家务劳动排除在“工作”范围之外，并且按照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男人在公共领域所从事的有偿工作被视为是重要和有价值的，而女性在私人领域所从事的无偿劳动则被视为是不重要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这种出于爱与责任而付出的无酬劳动枯燥繁琐，丈夫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这种劳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远低于这些服务或产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价值。为此，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概念叫“第二班”(second shift)(19)女性主义研究者还创造了“性骚扰”的概念。一直以来，东西方很多文化中都没有提供命名这种不法行为的语言，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性行为和性倾向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生理的和本能的反应，而是社会建构的与男性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东西。因此像性骚扰、性侵犯、强奸和婚内强奸等都可以视为男性对女性施展权力和控制欲望的一种行为，体现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20)她们还认为，靠出卖身体为业的女性不应受到人们的歧视，为此女性主义者用“性工作者”(sexual worker)的称呼来代替“妓女”的称呼，并呼吁要保护这些人的合法权益。
    女性对传播权利的争取并不仅仅表现在对语言的改造上，在大众媒介领域，妇女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AC FIRE电台位于哥斯达黎加，是一个非政府和非盈利的合法组织。委员会成员由12名拉丁裔美国妇女组成，创立人是吉纳维芙·沃恩，运营主要由三位永久编制成员和女权主义者组成。电台于1991年首次用短波进行广播，1998年开设了网络广播。今天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节目。AC FIRE的宗旨是放大妇女的声音和思想，提升妇女的人权地位，联系各种声音和行动，通过参与网络加强妇女的媒介影响，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在无线广播和互联网上生产高质量的没有性别歧视的行动主义的节目。有学者研究了AC FIRE电台，认为AC FIRE电台通过促进媒体中非性别歧视的传播和语言参与(inclusive language)来弥合性别鸿沟。(21)
    五、“失声的群体”理论研究的扩展
    “失声的群体”理论在传播的不平等议题上有广泛的解释力和拓展空间。马克·奥比(Mark Orbe)是俄亥俄大学传播学教授。他把卡拉玛拉创造的“失声的群体”理论扩展到了非裔美国男性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群体中。奥比在其《非裔美国人传播研究：走向对跨种族传播的更深理解》和《建构共文化理论——文化、权利和传播》两篇文章中，对“失声的群体”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奥比的研究发现，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欧洲文化造就了一种非裔美国人传播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非裔美国人，无论性别、年龄或者性取向上如何有差异，但都用同样的方式交流。奥比分析了26种不同的处理与主导文化关系的讯息方式，但具体采用哪一种方式取决于从前的经验、环境和个人能力以及对成本与回报的评估。(22)麦根·尤曼斯(Megan Youmans)通过对三个不同群体的访谈研究，验证了“失声的群体”理论的实用性。他选取了三个人作为样本，这三个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群体。一个来自于少数族裔，是维腾堡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20岁的大学生，比利时裔，移居美国。在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之后，他把自己的姓Didier改成美国式的姓Joe，他接受了美国的俚语和交流风格，和美国人用英语交流。但和自己家里人他们用母语佛兰德语交流。另一个是来自于妇女群体的迈耶·尤曼斯，她是俄亥俄州一所公共小学三年级的女教师，一个有能力的沟通者。她能意识到自己是“失声”群体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她已经被社会规范给洗脑了，令她失望的是她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采用的是男性沟通的方式。第三位是来自于老人群体的海伦·杜普林斯基，一位75岁的老妇人，她从来没有在外边工作过。她说“我不认为我们这些 60岁以上的人在美国得到了描写，我没有想过传播的差异或者和男性主导地位的斗争。一直都是这样。如果我能够改变什么，我就会看更多的关于老人的新闻，我还喜欢看聚焦老年人的电视节目和新闻节目。”(23)米勒的研究认为，在一种文化中（通常是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控制着各种表达的渠道，包括像媒介、政府和法律以及用来描述文化的词语（比如图书和辞典等）。因为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控制了这些阵地，他们表达的风格将会受到追捧。比如，在美国白种欧洲人统治着文化，“失声”的群体的传播方式在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那里不被承认和理解。(24)
    六、结语
    四十年来，“失声的群体”理论从一个批判性的理论发展到一种女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成为一场运动的思想旗帜，完成了由批判的理论到理论的批判的嬗变。从提出的那天起，“失声的群体”就开始关注从前在社会层面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未能给予学术论证的两性之间传播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提高了人们对男女传播权利不平等问题的关切，启发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推动了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而推动了诸多问题的解决。它犹如一盏探照灯，照见了先前人们所不能目及的地方。“失声的群体”理论40年的发展历程印证了传播学大师勒温的一句名言：“再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重要的了”。当然，“失声的群体”理论也有自己的缺点。“失声的群体”理论探讨的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经验，特别是妇女群体，因此，大多数的普通大众并不承认这个理论。“失声的群体”理论还缺乏一致的共识，这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交流和传播的方式是不同的，一种性别的人可能并不理解另一种性别的人的表达或是陈述方式。尽管如此，这些都不能掩盖“失声的群体”理论行动性的品质和批判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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