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利依赖”的概念界定
    关于什么是“福利依赖”，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各个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定义。第一种是对福利依赖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把它看作问题和罪恶的根源。托马斯·赫希尔(Thomas A.Hirschl)等认为，在美国，对福利参与的看法有两种：一是把它看作人们权利的体现；二是把它看作社会问题。第二种是一种客观事实描述的态度，对福利依赖的客观标准进行了界定，如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对福利依赖的定义是：假如一个家庭一年中的总收入中超过50%的收入来自失依儿童家庭补助项目(AFDC)、食品券①以及收入补偿等保障项目，而这些收入与工作行为无关，则可称这个家庭为福利依赖。第三种是一种动态的观点，认为福利参与和福利依赖是人们在利用福利的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
    三、福利依赖的表现
    伊佐拉·福斯特(E. Foster)曾指出，美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是从民族独立到非独立，从自我发展到依赖福利；二是非法移民潮。其中福利依赖的出现成为美国的重大灾难之一。查理·默里也明确提出，政府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中心，福利是罪恶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实际上，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尽管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得以复苏，但仍然有460万成人和960万儿童在依靠福利为生。玛丽亚·梅尔克松(M. Melkersson)等人的研究表明，有少数美国人（大约为福利享有者的9%）常年对福利有依赖，这些人中大多数有多个孩子、教育程度低，并且对改变失业状况较为消极。格伦(Gueron)和保利(Pauly)则认为，美国大多家庭是短期福利依赖者，但确实有少数家庭长期依赖于福利。
    从澳大利亚的情况来看，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人口和都市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表明：几乎1/3的澳大利亚成年人主要依赖福利为生，有41%的15岁以下儿童接受了“额外家庭支付”的救助。另外有17%的15岁以下儿童成为了“工作着的穷人”。
    四、福利依赖的产生原因及影响因素
    简·卡普兰(J. Kaplan)提出，有许多“危险因素”可能会使一个家庭成为福利依赖者，包括工资不足和无工资、失业以及青少年时期的不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是相关的，如果没有一些及时的和适当的社会支持，具备一个或多个“危险因素”的家庭就有可能进入福利体系，成为福利依赖者。另有多位学者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口密度、社区结构、物质滥用、酒精和药物上瘾、就业市场、家庭结构、失业时间、移民和非法生育等因素与福利依赖的关系。
    马克·兰克(Mark R. Rank)和托马斯·赫希尔以美国“食品券”项目为例，研究了人口密度和福利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认为人口密度越高，人们的福利参与程度也越高。他们探讨了社区对福利参与的影响，认为社区贫困水平是福利参与的一个更有力的“预警器”。劳拉·施密特(L. Schmidt)等人通过对“失依儿童家庭补助项目”的研究，探索了物质滥用对人们福利经验的影响。虽然物质滥用不是长期福利依赖的决定因素，但却是一个预警信号，预示着人们对福利的重复利用。同样，酒精和药物上瘾也是福利依赖和失业的原因之一。弗兰克·菲尔德(F. Field)对福利依赖和就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英国自1979年以来，工作岗位增加了200万之多，但是男性就业者却在同时期内减少了50万人。这是因为半熟练工人(semi-skilled workers)和非熟练工人(unskilled workers)就业市场的缩小，这也成为英国福利“膨胀”和福利依赖的催化剂。保罗·赫曼(P. Henman)等指出，澳大利亚处于就业年龄的人中，福利享有者所占比例已经从1966年的4%增加到1980年的12%和2000年的21%，其真正原因在于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结构的变化。玛丽亚·麦克森认为，个人失业时间的长短是福利依赖产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失业时间是“福利参与”的内生因素，也是“福利依赖”的外生因素。另外，还有学者指出了福利依赖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移民和非法生育问题、单亲女性家庭的增加和福利享受条件的放宽和失业以及婚姻地位的变化等。
    五、反福利依赖的对策研究
    针对福利依赖现象的出现和严重化，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有效解决和预防福利依赖的对策。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对策。
    第一种是极端地主张取消福利。查理·默里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福利”，也不能靠“工作”。解决福利问题的唯恐天下不乱一长远方法就是取消福利。政府应致力于提供服务，而不是给予现金救助。此种方法是一种较为激进和极端的方法，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已经提出了批判，许多国家在政策实践中也没有采纳它。
    第二种是主张“从福利转向工作”，发展工作福利(workfare)。工作福利是“要求受助者为其所接受的福利而进行工作”，是一种以促进工作为目标的福利制度，也是当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主张之一。自从20世纪60年代“工作福利”概念在美国出现以来，福利发达国家纷纷在其政策改革中引入了此概念，作为遏制“福利依赖”的重要措施。
    第三种是发展资产社会政策。美国的迈克尔·史乐山(Michael Sherraden)在其专著《资产与穷人》中首次提出了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其目标在于改善受助者的长期生活状况，帮助其实现独立与自给自足。资产社会政策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收入再分配，而是强调通过个人长期的资产积累来推动个人、家庭、社区的发展，并由此促进全社会的长期发展。史乐山认为，这种资产社会政策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拥有资产可能让人们更自信，家庭更团结，社会关系更紧密，人们更积极地参与工作，培养更具责任感的公民。
    第四种是私有化改革。关于私有化改革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私有化。罗伯特·莫菲特(R. Moffitt)等人认为，公共医疗援助对人们的福利需求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单亲母亲为了获得公共医疗援助，就可能产生福利依赖。反之，私人健康保险却对妇女参加工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降低人们对福利的依赖。另一种是反对私有化。理查德·比克(Richard F. Bieker)认为，私人部门的发展不能减少福利依赖，甚至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人部门的发展。他通过对美国特拉华州“失依儿童家庭补助项目”的研究发现，虽然许多私人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消除了家庭的贫穷，但是接受这些就业机会的家庭也将面临0.76～0.87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s)压力，所以并不能有效促使穷人舍弃福利而选择就业。
    第五种是提供道德和精神救助。保罗·利本(Paul H. Liben)提出，政府救助是依赖和损害的根源。因此不应该给人们提供物质救助，而应该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救助。
    六、评价及反思
    西方福利发达国家关于“福利依赖”的研究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依赖研究和福利制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也不能就此忽略这些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性和对于我国研究的适切性。
    首先，乔治·吉尔德和查理·默里提出的福利依赖理论本身是令人怀疑的，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批判。如澳大利亚的奥康纳认为，福利依赖理论者们没有进行详细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种缺乏根据的倾向也在客观上反映了保守主义“福利依赖”研究者们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他们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
    其次，乔治·吉尔德和查理·默里之后的福利依赖研究多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或是对其研究的验证，或是对其研究的实证性驳斥。但这些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研究多是基于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即暗示了福利依赖的客观存在。而这点在应用于中国的福利制度研究之前，还需进行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和严谨的价值判断，即现阶段的中国是否已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对此切不可简单地拿西方国家的福利依赖判断标准来套用中国的现实。
    再次，福利依赖理论是基于西方福利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理论。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经过了很长的发展历史，是在社会福利发展到一定阶段、福利待遇到达一定水平后才出现的理论。而目前中国还属于一个福利发展中国家，福利发展还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对于一个在发达国家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目前的发展阶段，还值得再研究。
    但是，“福利依赖”理论本身的缺陷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此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如前文所言，无论是基于福利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由于中国目前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所需，均需要学者们从现在开始关注并研究此议题。但遗憾的是，从当前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对于一个国际上影响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却缺乏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作者在对国内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掌握后发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我国社会救助制度中是否已出现了依赖的问题研究还未达成共识，大致形成了两大阵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福利制度产生了福利依赖现象，养成了一批懒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我国的福利标准还很低，不足以养懒汉。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大多囿于中国式话语体系的框架限制，并未把“养懒汉”问题与国际“福利依赖”研究有机联系起来，并未自觉运用西方福利发达国家已有的福利依赖研究成果，未对西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大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国内研究在此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失依儿童家庭补助项目(Aid to Family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美国政府对非自立儿童家庭提供救助的项目；食品券(Food Stamp)项目，美国政府为那些低收入的人提供服务的项目，不管其家庭地位、年龄、残疾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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