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敏，硕士，天津理工大学讲师

一、福利依赖的理论起源
    在当前国际福利改革热潮中，“福利依赖”已成为福利发达国家政策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语。实际上，关于福利依赖的争论自福利制度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从英国1601年《济贫法》的“属地原则”和“习艺所”救助方式，到《新济贫法》的“劣等处置原则”，再到大卫·李嘉图的“工资铁率”，均反映了反福利依赖的思想。即使是在极力主张发展福利国家的贝弗里奇计划中，也明确规定了政府在强制公民寻求工作方面的责任。
    奥康纳(O' Connor)认为，当代福利依赖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美国。在美国传统中，“福利”被认为会损坏人们的美德，受助者接受福利救助意味着停止自我努力。这一主流信仰使得美国早期的政府在福利制度中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件，并缩小了福利受益的范围。只有一小部分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能成为“值得帮助的穷人”，而更多的人则被认为是“不值得帮助的”，不能接受福利救助。这种“福利有害”的观念贯穿了整个美国大萧条时期。在约翰逊总统时期，福利的有效性逐渐受到重视，更多的人开始有资格接受福利救助。然而，即使在同一时期，反福利依赖观念仍然盛行。
    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福利依赖”的议题开始成为美国福利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几乎每届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把福利改革作为政府竞选和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大卫·惠特曼(D. Whitman)对美国乔治·布什总统以来的福利改革进行了梳理，分为新家长制(new paternalism)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t)两个派别。新家长制来源于勒瑞斯·米德(L. Mead)和查理·默里(Charles Murray)的理论，以乔治·布什总统为代表，主张取消人们对福利的依赖。结构主义则以克林顿总统为代表，主张“从福利到工作”的改革。大卫·惠特曼认为，这两个派别在反福利依赖上都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虽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即都试图改变现存救助制度的潜在规则，鼓励工作和婚姻。
    美国的福利依赖研究在澳大利亚政策改革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1999年7月，时任澳大利亚就业服务部部长的托尼·阿伯特(Tony Abbott)宣称，澳大利亚的持续高失业率是“福利文化”的产物。1999年11月，乔斯林·纽曼(J. Newman)发表了一篇关于福利改革的文章，拉开了福利依赖研究的序幕。
    “福利依赖”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和查理·默里，二人的研究开辟了福利依赖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先河。乔治·吉尔德的《财富与贫穷》和查理·默里的《失去的领域：美国社会政策(1950～1980)》成为当代研究福利依赖的必备书目，反映了保守主义领导者——里根和撒切尔——的主要思想。实际上，这两本著作被誉为“里根圣经”，《财富与贫穷》则被公认为“里根时代经济学的旗帜”。
    乔治·吉尔德在《财富与贫穷》中主张，削减福利开支，使福利待遇低于工作收入；主张“自由市场优先”和“家庭优先”。查理·默里在《失去的领域》中集中对福利政策进行了批评，并激进地主张取消所有的福利项目和福利组织。二人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自由主义主张的福利国家导致了贫穷、犯罪、依赖和家庭崩溃，并给工作者增加了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提倡在所有社会事务中，尤其是在福利事务中，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应该是一个更公正的仲裁者；强烈主张取消福利国家，而不仅是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良；相对于福利来说，工作应是更可取的。这些改革是有利的，将会增加个人的责任，并导致最小化的福利，甚至是根本没有福利，最终将会减少家庭的崩溃，加强传统纽带，促使福利受助者转向工作。
    尽管有相当多学者对乔治·吉尔德和查理·默里的理论进行了驳斥，他们还是在整个美国福利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之后，关于福利依赖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各福利发达国家纷纷开始了福利依赖研究的热潮。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