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本文从服务设施及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指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服务具有弱可获得性特点，从发展的角度特别是从服务对象需求的角度看，政府应该支持可获得性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大略地，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可获得性社区福利服务的制度建设和可获得性社区福利服务的技术支持。前者指的是从政策制定、福利服务项目计划、服务队伍的组织等大的方面着手，而后者关注的是福利服务获得或提供的具体方法，这两者决定着社区福利服务的可获得性程度。以下只从几个基本层面对可获得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做一点说明。
    (一)注重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的切适性
    福利服务应该以为弱势人士服务为本，那些未能从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服务”难以被他们享用并取得切实效果。上述文中所举事例已说明了这一点。福利设施是必要的服务手段，政府部门把兴建设施作为开展福利服务的入手点没有错，问题在于在兴建设施时要切实考虑到服务使用者的特点，即使这些设施符合使用者的需要，可利用，从而具有切适性。设施建设需要做需求调查，而不应该只是凭决策者的兴趣和政绩冲动。实际上，这里需要服务对象的某种参与，至少是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问题。建立服务设施的最主要衡量指标是利用率。在城市公共用地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对某些福利服务设施做综合性、复合性设计是一种可行的考虑。
    (二)社区福利服务队伍的建设
    人力资源是社区福利服务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的人力资源既包括一般的人力，当然也包括服务的价值观和可行的服务方式方法。从理想的角度看，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需要建立家庭—邻里—志愿者—社区基层组织—专业组织五位一体服务队伍，这支队伍可以从不同层面入手协同服务。社区福利服务的对象是社区居民，特别是陷入困境的特殊人士。在解困和服务方面，以社区为基础的上述五种力量既具有连带性责任，也有优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那些陷入困境者最容易接受来自家庭和社区的服务，于是从社区生活共同体的角度来考虑福利服务队伍建设是必然的。社区服务中心的发展，政府对居家养老的倡导说明了社区对福利服务的重要价值，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强化这支队伍。毫无疑问，专业社会服务机构可以成为社区福利服务资源的连接器和优化服务的动力源，对于发展社区福利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
    不能指望依靠社区和民间的力量就能解决社区福利方面的所有问题，在推动社区福利服务发展方面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政府的责任是制定有利于社区福利服务发展的政策和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理念，在这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兼顾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政策，在促进就业、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正被广泛采用。[12]13-20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运用于社区福利服务，实际上是通过政府的投入来促进社区福利服务资源的再生产。如前所述，在现代化和城市重建进程中，社区福利服务的提供受到不可忽视的挑战。我们应该积极回应这些挑战，通过制定政策和资金投入，促进和增强社区福利资源，促进社区福利服务，增进人民福祉。在这方面，政府可以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建立社区福利服务支持项目，发展专业、半专业的福利服务。通过设立一定数量的少量专业岗位，统筹、拓展、提升社区福利服务资源，支持那些正在“耗尽”的家庭服务“复壮”，切实强化社区志愿服务。此外，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巡回服务，实现和促进专业服务与社区福利服务之间的连接，促进社区福利服务的可获得性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民间福利服务机构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而社区意识的强化、社区活动的有效开展则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
    五、结语
    本文以吉尔伯特的福利输送理论特别是其获得性概念为参考框架，分析我国的城市社区福利服务，指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服务在总体上具有弱可获得性特点，这一概括是建立在笔者对为数不少的社区福利服务现状的实地考察之上的。笔者明白这一概括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至少它不能代表我国城市社会福利服务的少数示范典型的状况。然而，基于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服务发展的初级阶段之现实，本文的概括或许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进而言之，本研究或许对整个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事业乃至城市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也有某种启发意义，因为它涉及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社会参与、居民生活质量等问题。至于本文所提出的发展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之建议虽然带有某种理想色彩，但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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