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上海政法学院经济管理系

 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从冰岛到迪拜，再到欧洲的希腊和爱尔兰，主权债务危机呈愈演愈烈之势。随着欧元区国家融资高峰的到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经济相对脆弱的成员恐步其后尘，主权债务危机短期来看仍有可能加剧。而发达国家也债台高筑，财政调整步伐放缓，都急需增强财政信誉。面对入不敷出的政府和抗议紧缩的民众，关于政府融资的传统宏观经济学观点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质疑，国债是否仅仅就是延迟的税收？而从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的历程来看，为弥补财政赤字发行的国债的本息必须通过征税偿还，偿还的时间也已大幅缩短。
    而目前的债务危机是否验证了债务和税收等价，也就是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本文从回顾李嘉图等价定理及其成立的条件入手，具体分析目前各国爆发的债务危机的债务风险的形成路径，评析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稳健性，最后给出理论及政策上的启示。
    一、李嘉图等价定理述评
    面对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危险，各国目前的共识是重拾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但目前货币政策可使用的空间比较小，像美国、日本已经是零利率，欧洲很快接近零利率。而从其他国家过去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经验来看，需要政府多支出，经济好转后要多扣税，一旦理性主体预期到将来要多交税，现在就会多储蓄，那么政府的财政扩张就无法真正地启动需求，这在经济学理论上叫做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否成立，是经济理论各学派分歧的一个焦点，也是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议所在，更是了解债务危机的形成和解决途径的关键。
    事实上，针对于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是否有区别的问题，早在19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表达了政府举债与征税在经济影响上相同的看法。但早期是以公债负担的形式为经济学家们讨论，长期以来争论的核心是：为既定公共支出计划所采用的借款融资而不是税收的形式，是否会将公共支出的负担转移给下一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人詹姆斯·布坎南[1]在《巴罗论李嘉图等价定理》这篇评论文章中，才首次使用了“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这一术语，并掀起了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大讨论。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基本含义是：政府采用发行政府公债还是征收一次性总付税的方式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既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也不影响资本的生成。换言之，从最终的经济效应来看，政府为筹措资金而选择的特定的融资方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该理论又叫做“李嘉图中性”、“债务中性”或者“税收折现”假说。从本质上看，李嘉图等价定理是一种中性原理：是选择征收一次性总付税还是发行国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于居民的消费和资本的形成（即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均衡，债务融资既不影响价格途径，也不影响利率途径，长期稳定状态下的资本密集度也同样不受影响。很明显，该理论的一个最强烈的含义便是，以债券融资代替减税以及与之相关的赤字不会导致对私人资本形成的任何挤占。
    1974年，罗伯特·巴罗在其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通过深奥的数学推理，复兴了李嘉图债务和税收等价的思想，抨击了莫迪利亚尼和其他主流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立论基础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根据巴罗的观点，个人将会理性地预期到，任何当期的赤字都将导致对他们自己或他们后代征税，并且这些应缴税款的现值与为赤字融资所发行的各种债务工具的现值完全相等。如果当代人把其未来的效用都内在化了，那么他们就不会消费得更多，而会将削减的税收全部储蓄起来，用以偿付未来对他们自己或后代的延期征税，购买公债这件事本身将是最好的保障工具。巴罗在保留“给定政府购买路径”这一假设的前提下，考虑了对李嘉图等价定理中经济人寿命的无限性、资本市场的完全性、未来收入和税收的确定性及税收为一次性总付税四个条件的偏离，认为严格的李嘉图等价形式可能不存在，但李嘉图等价定理基本是正确的，因而否认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2]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以巴罗、萨金特为代表的，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先后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了总产出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得出财政政策无效的结论，即政策中性，认为单纯的融资政策和制度不可能对实质经济产生效应，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这种观点所依据的逻辑就是，私人市场不愿做的事，政府的融资政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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