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9（05）－0059－07
    一、引言
    收入的不平等到底是个多大的问题？当收入不平等和一国的经济增长相联系，后者是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始终追逐的目标，就必然成为经济学界的核心问题。近十年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是阻碍，在现实中没有收敛的Kuznets倒“U”曲线。近些年来，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应当说，无论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08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掌握了接近全国1／4的财富。自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我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下，经济的重心一度向效率倾斜。30年后，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学家和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的问题。在世界上收入相对公平的东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南美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现实告诉我们仅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谈公平是不够的。
    关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学术界对此也莫衷一是。
    在理论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很多经济学家试图从逻辑上解释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大多数认为收入不平等是会阻碍经济增长的。Persson和Tabellini通过建立一个数理模型说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导致了高的税收，后者阻碍了经济的增长[1]，Alesina和Rodrik的模型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2]；Sabot等人发现较低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会导致较高的总储蓄率和投资率，这不仅有利于自身投入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经济增长[3]；Deininger和Olinto区分了收入不平等和资产不平等，验证了是资产不平等而不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4]；一些学者还认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影响（Calor and Moav; Barro）。[5－6]
    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二者是促进或是不确定的关系的。Benabou发现，如果人力资本之间的补贴在国内比国际上更大，至少在短期内收入不平等水平高的国家有较高的经济增长[7]；Li和Zou认为，在民主社会，如果收入差距缩小，考虑公共物品价值的时候，中间投票人会支持更高的税率，从而减缓经济增长[8]；张春安和唐杰认为收入不平等本身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面作用会越来越小，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而这种转化可能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逐渐转化为财富不平等造成的，后者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9]；Yi Jin构造了一个考虑通货膨胀的货币内生增长模型，并得出结论当货币供给增加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依赖于资本异质和技术异质的相对重要性[10]。①
    国内大部分文章都是以实证为主，国外实证的文章也很多，但实证的结论都差异却很大。使用国外或者跨国数据得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文章有Alesina和Rodirk，Persson和Tabellini，Peotti，刘生龙[13-14]；得到正向关系，或是不确定关系的文章有，Li and Zou, Barro, Forbes, Lundberg和Squire[15－16]，等等。实证的方式通常采用跨国面板或是一国分区域的面板，当然前者不得不面对数据可比性的问题（Atkinson and Brandolini）[17]。最近，有许多文章得到的结论是“不确定”的。Ricardo Arguello利用跨国数据发现收入不平等既没有表现出和经济增长的正相关也没有明显的阻碍作用[18]。也有许多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的研究，Ravallion估计了一个中国农村家庭的微观模型，发现财富的不平等对于消费的增长有不利的外部性，但在考虑区域的面板数据中则没有什么联系[19]；Benjamin等发现不平等影响了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并潜在的对家庭收入的增长有不利影响[20]。陆铭等，用包含滞后项的联立方程说明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投资，在短期对经济增长率影响首先为负，之后影响变为正，再逐渐下降至微弱的负，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对投资的累积影响始终为负[21]。
    通过以上文献的介绍，说明了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分析问题的中国现实逻辑基础出发，通过再分配机制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构造了一个考虑代际再分配和满足经济均衡、政策均衡的两阶段模型。第二、实证部分首次选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来分析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两者即期和远期动态的影响，更全面的检验和分析它们的相关关系。
    二、模型建立与分析
    本小节主要是数理模型的构建。现实中，一些拉美国家出现了和收入分配不当有关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为了说明转移支付和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首先在基于世代交替模型基础上引入一个两阶段模型。模型中的个体是理性的，并且经历年轻人t－1和老年人t两个时期，且偏好相同。在t－1期结束的时候年轻人可以投票决定下一期的再分配系数，政府平等的接受所有人的投票取平均。在实现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满足经济均衡和政策均衡。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不仅比通常的两期模型多考虑了代际之间的再分配，也将t－1期的再分配限制在物质资本积累的部分。最后观察一些重要的外生变量是怎么影响内生变量，和内生变量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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