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
    巨人不疟古所传，血液充强理或然。
    不见微生名小鬼，亏他悬想近真诠。⑤316
    他说得很清楚，是“托病”。至于“旧疴”，已非一日，亦不成其为“辞职”的借口。所以，蔡元培后来对5月9日辞职启事中的两句古文的解释，纯属能够让各方面接受的“合理的解释”。各方面也宁愿将他的辞职归于“健康原因”：对政府而言，是破除了强迫其辞职的传言；对北大学生而言，是解除了学生当初不听其劝阻的内疚；而对蔡本人而言，是化解了因他的骤然辞职引起的各种揣测。唯有“因病辞职”，才能使因“五四”事件而变得有些尴尬的各方关系重归于好。曾历经政场风云的蔡元培是有谋略的，知道将“托病”变成“真病”的重要性。
    其实，蔡先生辞职启事的那两个谜语的底解，亦见于他离京后的5月16日在天津《益世报》刊出的一封致北大学生信：“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⑦595月5日，即教育部训令高校校长约束本校学生勿使滋事的日子。他已约束不了，所以说“引咎辞职”。“惟在校言校”一句后面省略了关键的一句，而缺了这一句，整个一段话便殊难说通。“在校言校”不是“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的原因。关键是那个“惟”字，它表示一种转折，即作为一个国民，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示同情，但作为校长，他关注的是北大的学术独立性，而学术独立性因学生的干政而丧失，所以作为校长，他当引咎辞职。而之所以“不于五日提出辞呈”，是因有学生被警署逮捕，他作为校长当尽力救出他们，所以推迟到8日方辞职。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学生遭逮捕，那他于运动爆发的次日就辞职而去了。换言之，在5月4日中午北大学生不听他的劝阻，成群结队走出校门的那一刻，蔡先生就感到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失败，遂决定引咎辞职。他意识到，他的大学理念只不过是存在于他的心中的一个理念而已。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当他在校门口徒劳地劝阻北大学生时，实际上是在徒劳地阻挡他的实际治校政策(与其治校理念正好相反)在学生那里激发出来的一种政治参与热情。[例如在1918年10月天安门的欧战胜利庆祝中，他多次登台演讲，鼓励大学走向社会，说“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这等于要把“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建成“平民大学”，混淆了初级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而且他在演说中像李大钊一样高呼“劳工神圣”，显示出“布尔什维克”——即政府所称“过激党”——的热情，此外，他甚至自毁校规，对那些不参加提灯游行的北大学生予以惩戒：“苟有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举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同班诸生，决不恕此无情之同学，而为之容情。”(《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对北大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商战胜提灯会之说明》)⑤215，219，224]他在学生那里激发出了这种政治参与热情(当然，他并非唯一一个激发北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人，此前北大的新文化派教授们也是如此)，但当这种政治热情在1919年5月爆发出来时，他却突然意识到他梦想中的学术乌托邦瓦解了。他感到自己作为校长必须对这场失败负责，所以才说“引咎辞职”。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最初本来是为中国造就一个“研究学理的机关”，不料却造就了一批充满革命热情而且随时准备上街的青年，使北大变成了一个“运动的机关”。当北京五月四日事件的消息传到山西太原时，山西省长阎锡山和山西大学的学生章廷谦都感到受了鼓舞。5月6日，阎省长致信蔡校长，谓已从山西大学挑选了90名学生到北大插班旁听，“俾诸生得听教言，藉资启发，尤所盼祷”(《阎锡山致蔡元培函》)⑤310。章廷谦(川岛)是这90名学生之一，他于10月正式转入北大哲学系，为自己没有赶上5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而感到遗憾——对那些曾亲自参与此事并感到自己创造了历史的北大老生来说，那已成了一笔足以让新来者羡慕不已的象征资本。他后来回忆道：“北大当时是‘全国最高学府’，但也是五四运动的大本营，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青年人的心目中，这要比它在教育界的声誉更具有吸引力。”(《五四回忆》)①318引文中那个表示转折意味的“但”字和那个表示程度的“更”字非常关键，它道出了1919年前后北大的功能性分裂：一部分仍三心二意地留在冷冷清清的“研究学理的机关”，另一部分则与“运动”和政治挂上了钩，而这后一部分对多数青年学生的吸引力更大。
    对北大“暴得大名”，胡适1922年10月曾有过一番反思，那时，几十个北大学生因校方收讲义费而气势汹汹找蔡校长，差一点和校长动起手来。胡适说“这件事，在局外人看起来，很像是意外的风潮；在我们看起来，这确是意中之事”，言下之意，是学生已习惯用“街头手段”解决问题，“古人说，‘暴得大名，不祥。’这话是有道理的。名誉是社会上期望的表示。但是社会往往太慷慨了，往往期许过于实际。所以享大名的，无论是个人，是机关，都应该努力做到社会上对他的期望，方才可以久享这种大名。不然，这个名不副实的偶像，终有跌倒打碎之一日。北京大学以二十年‘官僚养成所’的老资格，骤然在全国沉寂的空气里，表示出一种生气来，遂在一两年内博得‘新文化中心’的大名！这是不祥的事。这样的社会期望，就是兢兢业业的努力去做，也还不容易做到；何况北京大学这几年来，疲于索薪，疲于罢课，日日毁坏自己呢？我们在这三年中，没有一年不提出很恳切的警告。现在大觉悟的时期应该到了。几年的盛名毁在几十个学生手里，这并不足奇怪，也不足疼惜。实不副名，要名何用？我们希望北京大学的同人们能痛痛快快的忘记了这几年得来的虚名，彻底觉悟过来，努力向实质上做去，洗一洗这几年‘名不副实’的大耻辱！”⑩438-439
    他不是第一次提到北大“名不副实”，1920年12月17日，时当北大刚刚举办24周年纪念会之后，他谈到北京大学在学术上的贡献：
    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觉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之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11)
    胡适经常混用“新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中心”两词来描绘1917到1919年的北京大学，不过，这两个词并非一个意思。“新文化中心”意味着“新文化”的集中介绍、翻译、研究和传播之地，但自清末以至1919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心”。“新文化”在全国呈星罗棋布之状(其主要地点，如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此外还有无数学会以及热衷于“新学”的个人。北大在1917到1919年输入的“新文化”，只要翻一翻《新青年》，就可知道主要是对已由他人译介过来的“欧西学说”的再介绍，但再介绍的态度已与他人不同，即强调“全盘西化”。换言之，北大这几年并没有输入多少“新文化”，使其“暴得大名”的是对于“新文化”和“旧文化”的一种新态度，即以“革命”或者说“运动”的方式摧毁“旧文化”，以确立“新文化”的统治地位，所以它才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但这与学术无关，不仅因为学术不分新旧中外，不预设前提，还因为学术写作有一套“非个人化”的理性的话语体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刊物，《新青年》的文风受到不少“中立者”甚至新文化派的同情者的批评，如胡适的朋友张奚若在1919年3月13日致胡适信中谈到《新青年》诸作者时说他们中除一两个外，“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这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议论，不但讨厌，简直危险……他们许多地方同小孩子一般的胡说乱道”，“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此外，这些脑筋简单的先生们，又喜作一笔抹杀之说”。王国维在1911年谈到“学之义”时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学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12)202如果北大新文化运动派的目标是全盘西化，那么这只是一个“革命”主张，而非学术主张。
    蔡元培在1917年1月就职演说中提出他的治校理念(“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如稍后提出的“大学者，研究学理之机关也”)时，是想将北大办成一座类似“修道院”的学术机构(从北大进德会章程便可窥知一二)，但他实际采取的措施却与之南辕北辙，例如他一开始就为北大任命了一位不是学问家的文科学长(直到1919年离开北大，陈独秀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论著)，并委之以文科用人大权，这样就使陈独秀得以在北大云集一批对从事“文化革命”而不是学术研究更感兴趣的人。就学术而论，当时比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更有专长的人多如牛毛。
    五四事件之后，北大开始艰难地回复到1917年1月蔡元培提出的治校理念上来。这恰恰是对五四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蔡元培以及与之同声相应的蒋梦麟、胡适等人极力在北大“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强调大学作为一个远离当下的政治目标而为国家储备将来之人材的学术机构。这本来也是政府一直明载于教育章程的有关北大的教育宗旨(蔡校长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首倡者，他不过重申了政府教育文件关于北大的定位)，因此，具有强烈对比意味的是，1937年7月7日之后的政治局势比起1919年5月来更为险恶，因为日本已开始大举进犯中国，但北大不仅不鼓励学生投笔从戎，反倒举校远迁西南大后方。这体现了蔡元培当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法学校“维持如故”、学生未“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的社会分工观念，即作战是军人的职责，不是学者和学生的职责。重要的是各司其职，而学者和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和研究，切不可为一时感情冲动而拼光了国家未来的人材。事实证明“西南联大”以及其他远迁大后方的大学为战后中国的重建储备了专业人才，并使学术得以延续下来，而如果像五四运动那样全部“投笔从戎”，在战场上拼光了，或荒废了学术，则胜利到来之时，国家又将陷入人才匮乏之境。必须牢记于心的是，那一代教育家的基本信念是“教育和学术乃立国兴邦之本”。
    注释：
    ①《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
    ③转引自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⑤《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高平叔编，中华书局，1984。
    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版影印本。
    ⑦蔡尚思：《蔡元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⑧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
    ⑨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
    ⑩胡适：《这一周》，《胡适文集》(3)。
    (11)胡适：《回顾与反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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