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歌东，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审

  左联五作家被捕、牺牲不仅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件大事。左联五烈士的群体雕像已经成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关于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的背景和经过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现有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左联五烈士事件存在失实与误导之处。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相关资料的不断解蔽，学界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整体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本文尝试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相关史料作一综述，通过确认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基本历史常识，厘清这一事件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思路，以便于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左联的“半政党”性质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因此，考察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历史背景首先要确认左联的组织性质。历史地看，左联本质上不是一个纯文学团体，而是一个以文艺团体为表征的政党组织：“左联的成立是党领导文艺的结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尽管左联是文学家的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在那个时候，参加左联，就意味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甚至就意味着参加党。”①左联的组织纪律表明：“毫无疑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执行新的路线以完成新的任务”；“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反纲领的行动，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②
    茅盾、冯雪峰、周扬等人在回忆中对左联的政党性质作了明确说明。茅盾回忆说：“参加了两次全体会议后，我有了这样的感觉：‘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这个感觉，在我看到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以后，又得到了加强。”③冯雪峰是左联领导成员，他回忆说：“那时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我们自己，常常把左联当作了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革命群众团体，而忽视了它应该在文学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我们也把左联看作‘半政党’生质的团体。”④周扬在回忆左联的“关门主义”的时候指出：“我们自己也感到确实是有关门主义，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个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⑤
    萧三是左联时期驻苏联的代表，他在传达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解散左联的信中说：“因为左联内部工作的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⑥这里，解散左联的目的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严格的党性界限对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利的，所以萧三的信中对左联的党性持否定态度。但否定左联的党性只是建立统一战线的一种策略，并不是根本上否定左联的党性。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也认为左联是一个党的组织，解散左联就是解散党。据萧三回忆：他在1943年10月30日下午2点后去枣园晋谒毛主席，告之当初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后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⑦
    左联不仅在组织上具有鲜明的政党形式，而且在行动上也直接组织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据夏衍回忆：“1930年4月底在一个旅馆里召开的一次‘左联’盟员大会……这个会表面上是为了检查‘左联’成立两个月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筹备‘红五月’的行动，因为5月间有许多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五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五七、五九国耻日，五卅纪念日等等。所以在这一个月内就布置了几乎每周不断的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不管具体情况，规定凡是盟员都必须参加。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无谓损失，有许多同志被捕。”⑧1930年5月1日，左联发表纪念“五一”宣言，称：“今年的‘五一’更明显的是血光的‘五一’。一切的忍辱，一切的感情，一切的革命情绪，当然会在这天爆发的。我们不能幽禁于大会堂中作宗教的仪式，街头是我们的战场，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我们以斗争来纪念‘五一’！”“罢工，罢课，罢岗，罢操举行‘五一’示威运动！”⑨郑伯奇回忆：“当时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左联’既然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项斗争。墙头写标语，街头大示威，‘左联’成员大都参加了，也有人当场被捕。1931年的‘五卅’大示威以后，大家觉得这种赤膊上阵的方式不一定妥当，才逐渐地把游行示威减少了，而采取通过各种报刊用笔来参加政治斗争的办法。”⑩魏金枝回忆：“‘左联’成立以后，接着就又有‘社联’、‘新联’、‘剧联’等等兄弟组织成立，而总的领导这些组织的机关，就叫做‘文总’……实际上‘文总’就由党直接领导。我还记得，那时游行和发传单的事情是常有的。有时分散去发传单，有时一面游行，一面散发。开头，常常有人被捕，后来就改为飞行集会。那就是先把人们分散在指定地点的四周，装作行人或顾客；一声令下，便集中起来，喊口号，发传单；等到巡捕赶来，则又装作行人或顾客而各自走散。”(11)
    以上表明：左联是一个“半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左联五烈士都是党员，他们被捕时所参加的会议是党内会议，而不是左联的会议。
    二、左联五作家被捕的历史背景
    左联五作家是1931年1月17日被捕的。此前的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李立三的领导路线，确立了王明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通过了王明起草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操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深层背景是：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国大革命的理论指导者，苏共中央应该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但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共当权派不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的方针、路线上的错误，而苏共中央内部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则以中国大革命失败为契机攻击斯大林路线，从而加剧了苏共中央内部矛盾的激化，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最终掌握了苏共领导权，托洛茨基遭到流放。斯大林上台后，苏共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一味将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共领导人，执行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方针、路线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下台。随后，在苏共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掌握了中共领导权。王明的上台并没有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激化了党内的宗派斗争。
    王明上台是苏共中央进一步控制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的罗章龙通过对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回忆作了说明：“第三国际的东方部部长米夫是这所大学(指“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第三任校长……米夫当校长以后，对东大中国留学生支部进行大清洗……这次清洗的结果：王明当上了党支部书记，米夫由此控制了中国留学生的党组织。但这不是米夫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控制中国党的中央，由他来领导中国的党。这样，米夫就想把东大的王明支部转移到中国国内，夺六大中央以后的权，由他的心腹王明等人另组新的中央，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具体表现。”(12)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后果，张国焘的回忆中说：“1931年1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央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13)
    实际上，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共学员就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宗派。据杨尚昆回忆：“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接近。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左派’、‘工人反对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14)
    由此看来，王明回国并夺取了中共领导权，也使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学员的宗派斗争转化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内部斗争。这一宗派斗争主要体现为亲共产国际的“翻译派”(又称“国际派”)与在国内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派”(又称“工会派”)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共产国际在纠正李立三路线时，不仅政治上继续反右，助长了‘左’倾机会主义，而且在组织上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即怀疑中国老干部不忠于国际。事实上，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不作自我批评，一味把错误推给中国共产党人，并给以严厉打击。因此，不满情绪的产生，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国际为把这种不满压下去，竟说：中国党内有小集团，正在实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蔡和森被迫承认‘党的老辈’‘已经不能作新的运动了’。在这种‘左’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影响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形成的王明宗派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夺取了党中央的权力。”(15)
    另一方面，“老一辈的中共工作者，非常看不起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尤其看不起那些以同情者资格前去，出国前根本与党无关的一群，有如王明等辈。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甚至全无革命家品质，却学到了全套西洋‘革命者’气派，以及满口的革命词句。他们一回到中国，生活在艰苦恐怖的环境里，只有极少数能被再教育成‘文武不挡’的真正革命家，大多数是很快投向了反动，最好的也反而不动。这点对‘留学生’的鄙视是应分的”(16)。
    在上述背景上，党内以罗章龙、何孟雄为代表的“实际派”对六届四中全会强烈不满，他们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发布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明确表示“反对四中全会”，并要求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责任的米夫”，公开反对“米夫-王明”集团，但结局却事与愿违：“尽管这一集团(指“实际派”)战胜了立三路线，但未能享受胜利果实。这一集团的成员一个也没当上中央委员。他们一怒之下，独树一帜，于1931年1月17日自行成立江苏省委，反对中央的省委。何孟雄集团成员王克全任分裂出来的省委书记。但是，完全没有料到，在建立他们自己省委的第二天，何孟雄就在上海被捕了，何孟雄集团的大约30名重要成员也在同一天被捕。他们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只有王克全幸免于难，他向中共中央作了检查，表示退出何孟雄集团。另立的江苏省委自然而然地宣告垮台。”(17)这里，关于何孟雄等人开会的地点，史料上有“东方饭店”和“东方旅社”两种说法，后经研究确认，当时开会、被捕的主要地点应该是东方旅社，而不是东方饭店(18)。这一事件历史上亦应称之为“东方旅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被捕、遇难的人员中包括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即后来所称的“左联五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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