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宋子文档案目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感到，有必要结合档案的实际情况，对现有目录作全面的修订，对相应的档案进行起码的整理。除了要订正种种明显的差错外(特别是名称与内容完全不符或错误的)，还要抽出错夹入的文件，使之回到(或重设)相应的文件夹。所有中文文件除了有英文名称外，应当标出中文名称。同样，英文文件也应视需要加上中文译名。
另外，从长远考虑和为更多读者着想，应当下决心全面整理宋子文档案，正确地分类和编号，进而编写提要和索引，首先是人名索引；中文人名还应兼顾考虑到名与字号。宋子文档案中，存在着完全相同内容的文件(很多情况下是正本与副本、多个副本)却分别置于不同文件盒、不同文件夹的情况，只有通过全面整理才可能发现这方面的情况，并予以适当归并。至于分见于不同文件盒文件夹的属于同一性质、同一分类的不同内容的文件(如1945年中苏会谈的电报与会谈纪录)，是否一概归并于同一文件盒文件夹，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至少可以在目录乃至索引中注明。
以上是对于宋子文档案目录和文件本身整理的看法。至于对于文件的阅读研究，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更多了。
由于文件年代的久远，以及相当部分文件当时便具有保密的需要，今天读来文件中的一些基本要件，如确切的人名、时间，可能要进行一番考订后才能够得以解读。
战时与宋子文之间往来电报的对象中，大部分是具署真名的，如果说有难处，较多的是把握称谓中的名、字、号、衔与实际的人名对上号。但是，有一位来电署名和宋子文去电称谓都用“七号”的，往来电报的数量非常之多，内容多为重要公务。不少函电往来的双方提到或评议共知的第三方时，故意不用姓名，而用外人难以辨认的代名(如莱其、兰顿、邱培)；或英文函电中使用简称、昵称(如“Tom”、“Lulu”、“H. H.”)，等等，这方面考订工作的难度往往很大。
时间的考订，情况也很复杂。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夹是以年份为名称的；有的甚至是跨年度的名称。但是文件本身(尤其是电报抄稿)往往只注有月日数而不注年份。其中部分函电稿有流水编号(如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部分电报)，较易辨认；如果没有编号，往往要从相关文件的内容甚至笔迹、纸张等情况入手，才能得出判断。至于同一份电报，发电稿和收电稿的日期乃至文句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需要分别查核两处原件之后才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还应当指出，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数量多、内容庞杂，每份文件对相关史实真相和本质的反映，情况不尽相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这方面，除了宋子文档案中不同的文件之间需要进行必要的比照阅读之外，更应注意把宋子文档案与其他人物的档案、其他专题资料进行比较；尽量避免资料的单一来源运用。如研究史迪威事件，宋子文档案第62盒有数个专门的文件夹，而英文公务文件第39盒第4号文件夹也是以史迪威为名的；中文文件如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报中，关于史迪威的内容也非常多。但是，关于史迪威的其他来源的档案文件开放刊行的情况同样不能忽视，如胡佛研究所藏大量的史迪威个人档案，如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三编(三)中的史迪威事件专题部分，又如美国国务院编辑刊行的相应年度的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卷、远东卷，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在美国问世的“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系列著作(19)中使用的美国官方档案，等等，都是我们在评估和使用宋子文档案时，应当加以注意的。当然，这一原则不仅适于宋子文档案或史迪威文件，而且还是我们在处理任何专门性史料时，需秉持的基本态度。
*本文对宋子文档案的引用获得冯宋琼颐女士的授权，并得到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同意和帮助，特致谢忱。
The author is grateful to the authorization to the use of the T. V. Soong Papers by Ms. Laurette Soong Feng, and to the Hoover Institution for its permission and help.
注释：
①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国史档案汇编是《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至第七编，秦孝仪主编，“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收有多份宋子文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其他要员之间的往来函电；“国史馆”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中，都有相当部分的宋子文资料。大陆地区则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其中第五辑(共三编)收有不少关于宋子文的资料。
②参见吕芳上：《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相关史料介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3月，第11期。
③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杨天石著：《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杨雨青：《宋子文与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吴景平主编：《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④T. V. Soong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x 41, Folder 67.
⑤《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2-503页。
⑥T. V. Soong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Box 63, Folder 30.
⑦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目录中，注明第62盒第1号文件夹为西安事变日记。实际上该文件夹中的只是日记稿复印件。胡佛研究所受赠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原稿，在第67盒第3号文件夹中。
⑧本稿中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译文，均转引自《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30日)，并核对过原稿。
⑨《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1-342页)提到的情况较乐观：17日蒋介石令何应钦十九日前停止军事行动，命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7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起商定同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18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红军非降非合，表示要将西北地区交张管理，对中共也交张处理。”
⑩《周恩来传》明确记作12月24日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会谈，包括停止对西北用兵、改组政府、实行抗战、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以及宋子文作出若干承诺，完全未提25日见过宋子文。《周恩来年谱》记述了24日宋周会谈内容，25日的记述较含糊：“宋子文要蒋介石、宋美龄今日即走，张学良同意并愿亲自伴送。周恩来与博古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和张随去。”至于周恩来是如何得知宋、张的意见，又是如何向宋、张表示不同主张的，则没有提及。但周恩来1936年12月25日致中央的电报中的如下文字值得注意：“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洛阳。”见于《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11)如12月23日日记有如下文句：“I asked Chow to give me an aide-memoire of his办法, which he did the next morning(Exhibit B).”
(1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三)，第233-235页。
(13)No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Dr. Soong and Dr. Koo on one part, and Mr. Eden on the other, August 11, 1943, T. V. Soong Collection, Box 29, Folder 17.
(14)China, Foreign relations, Tibet, T. V. Soong Collection, Box 26, Folder 1.
(15)有关旧金山会议文件，主要见于宋子文档案第34盒第2、3号文件夹，以及第58盒第12号文件夹。
(16)参见：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4年9月14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4年11月26日)，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4年11月30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4年12月5日)、傅秉常致宋子文电(1945年2月5日)、宋子文致傅秉常电(1945年3月16日)，均见于宋子文档案第58盒第2号文件夹。
(17)参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第8号电(1945年8月12日)、第10号电(1945年8月13日)、第11号电(1945年8月13日)，宋子文档案第58盒第17号文件夹。
(18)如王铁涯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
(19)两位美国军方作家Charles F. Romanus和Riley Sunderland所著的《史迪威赴华使命》(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以及《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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