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公民素质教育。作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公民素质教育又是其最后归宿。早在1920年代，晏阳初就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旨在“提高文盲及穷人的文化及道德修养水平”的平民教育，造就出一个有文化有才智的统一的中国[1]61，62。平民教育的最后目的，则在于“使二百兆失学男女皆具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1]113，实现人民大众从没有文化的“不如物”的“非国民”，向有文化、有组织且具有现代性素质的“国民”的转化[1]230，以“养成有知识、有生产能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1]124。1930年代以前，晏阳初公民素质教育的主要倾向在于“以民为主”的民主政治参与能力的建设方面，认为乡村的平民学校要做到“民有”和“民享”，关键在于“民治”，即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并非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而是发掘和利用传统的“族长会议制度”，“发展盛行于氏族和家庭单位中的高尚品德”，从传统文化和乡土制度出发来开启民智，以“创造出一种现代民主”，这就是他所谓的“作新民”[1]171。或者说，他希冀在这些传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平民教育打开广大民众的“脑矿”，“从根本上唤醒民众，使他们知道人民都应该参与政治运动，人民都能参与治政，才是真正的民主的政治”[1]127。可惜天不假年，抗战的烽火迅速阻断了这一极有意义的中国特色现代民主政治实验的路径。
    1930年代以降，随着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晏阳初的公民素质教育则从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亦即“脑矿”的开发，向“重新发现‘民族魂’并使之在现代世界中重现活力”这一新的取向转化[1]263。他1934年撰写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将四大教育又称之为“以人民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民族改造为目标”的“新民教育”，其内涵除了文艺教育即文化知识性教育和旨在改善生活条件使之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生计教育外，重点在于“公民教育”。后者旨在训练受教育者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其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结生活”，“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使他们无论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1]329。这里所谓的“公民教育”，其重点在“团结力”、“公共心”、“忠实而有效率”等不无国家主义色彩的团体合作精神上；1942年，根据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晏阳初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广义的教育”这一命题，强调“民治”(是“人民自治”而非以前的“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的真谛，“民主政治主要的关键不在民享、民有，基本的还是民治。无民治，谈民享，你不配；谈民有，不给你。若是真能民治，他敢不让你享，敢不让你有吗？因此我们要研究，子子孙孙地研究，寻求实施民治的方案，教育民众，达到民治的目的”[4]157。这里所讲的“广义的”公民教育，是指在培养人民大众文化知识、卫生知识和科技能力基础上，培养其实行民主自治这一新型政治的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领导权”，亦即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运行机制或民主政治生态。具备了这一民主自治能力的广大中国农民，“必须首先成为自己社团中的一名合格成员，然后再成为自己国家和世界的一名合格的成员”[4]205，重点在于个体服从国家和团体需要即忠诚于民族国家这一救亡的时代性特征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晏阳初在回顾和总结平民教育历史经验的几篇文章中着重指出了三点：(1)强调公民“组织力”的培养。在世界局势由“个人时代”进入“集团时代”的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国家综合力量的竞争，尤其是“整个国民力量”之间的竞争。而中华民族在战后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在于战后新型民主政治的“团体化”和“纪律化”：“必须把全国人的力量，凝结成一个力量，才可自存。这就不能不依赖组织，不能不依赖广大农民群的组织力，不能不依赖教育以培养农民的组织力。”[4]318这一论断不仅是战后中国民主政治走向的真实反映，而且还涉及了后发现代型国家民主类型的特殊性及其培训问题。(2)新型民主政治的运行基础在于人民，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在乡村，平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启发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中国人的自觉意识，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改革，自己创造，自己建设”，同时这种改革、创造和建设又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方能“去达到他们的理想与改造的目的”[4]278。这一论断不仅涉及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着眼点，而且也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民意识建构的具体对象以及相关教育的价值取向。(3)强调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主要途径，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人自身的相关能力，“我并不赞成降低三分之一的人的生活水平来以便和其他人拉平，我赞成提高三分之二的人的水平拉平”[4]367。这就是说，通过知识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综合性教育培养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现代性基本素质，是使这些国家得以充分利用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在全球化的“集团时代”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如何培养和发挥人自身的综合能力，是第三世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三
    综上，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节奏和历程息息相关，晏阳初相关公民素质教育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不断递进和丰富的阶段。在1920年代，其思想的重心在于将缺乏现代文化知识和素养的平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转变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自治意识的国民，即所谓“开民智”阶段；1930年代以降，晏阳初主要关注这一国民素质的培养，致力于培养“团结力”、“公共心”、“组织力”及其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忠诚或认同，即所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教育”阶段；抗战以后，晏阳初更是将公民素质教育纳入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在新格局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意识，接触到了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发展途径和民主形式方面与西方相区别的特殊性，强调了教育和人的现代化问题，即关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及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相对于今天处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中国，晏阳初的这些思想具有如下的意义：
    (1)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享、民有和民治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线索。平民教育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以民为本”，即从改善平民大众生存条件出发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最后达到“本固邦宁”的目的；强烈的现代科学与民主意识和对中国民族生存困境的忧患意识，始终是晏阳初思考问题的基本依据；灵活且因地制宜的教育教学方法，根据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地调整平民教育的思想内涵及其方略，使平民教育始终保持与中国现实的密切关联，是平民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前提条件。
    (2)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实现了教育与国民素质提高之间的有机结合。他十分注重平民教育的内容方法、实际效果与中国20世纪社会实际和受教育对象的生活实际相符合，尤其是抓住了平民大众识字率低、谋生难、无暇顾及学习的实际情况，将相关生存技能的教育作为盘活整个平民教育体系的轴心，从而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找到了一条贯通教育、民众、社会发展的途径。由于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始终把现代公民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作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平民教育遂成为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着眼点，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民主意识教育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在其平民教育体系中被连为一个有机整体，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当前处于迅猛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3)70年来，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一直注重中国特色，反对抄袭和模仿外国，要建立“中国化”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教育，以符合中国人的需要和中国人的心理[1]65，129，198，强调所学与所用相结合且具有实效性，教育内容要为广大受教育者所喜爱并接受，在这一方面，晏阳初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在思考平民教育的“所以然”时，虽然归纳出了“愚”、“穷”、“弱”、“私”四大人格弊端，并针对四大弊端制定出了四大教育和三大途径，但其间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四大弊端只是各种社会条件所产生的结果，要根本革除弊端，仅仅从教育学出发是不行的。特别是一个国家国民的整体的现代性素质，与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是互为前提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由于没有进一步深究产生这些弊端的所以然，未能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途径与西方现代化途径之间的关系与异同，因而晏阳初的相关思考中，一直将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视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由于缺乏对于中国现代性自身特征的深层思考，当然也就影响了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此其一；其二，1950年代以降，当晏阳初将其平民教育思想和方法推向世界其他国家时，他仍然认为在中国发现的四大弊端，“以及针对这些积弊而发展出的对症下药方案，其他各国情况完全一样”[4]475，同样忽视了对于造成各国贫穷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亦即其所以然的进一步考量。因此，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是一种以西方现代性为基本尺度的教育救国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格局中，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绝非仅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也绝不能忽视对于现代性的民族特征的深究。这是我们进一步发掘、提炼和反思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从而更有效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历史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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