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
②陈垣致陈乐素函，1939年10月5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48页。
③汪宗衍编记《陈援菴先生论学手简》，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121页。
④汪宗衍：(陈垣)“值暑休南归省亲，辄来寒家问吾父子起居……情谊甚笃”。载汪宗衍编记《陈援菴先生论学手简》，后记，第121页。
⑤详情请参考附表一：《书信集》中与陈垣往来信函超过十封者排名情况。
⑥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曾任财政部次长、税务督办、国务总理等。
⑦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曾任交通部长、铁道部长。
⑧陈垣致信戴传贤，1935年10月2日；陈垣致信汪兆铭，1935年10月3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24、625页。
⑨陈垣与汪兆铭(1883-1944)交往也不排除与其兄汪兆鏞(1861-1939)相熟的原因。
⑩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号藏园居士，于陈垣到教育部前曾任教育部总长，1922年退职后在家校勘古籍，研究版本目录学。参考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9页傅增湘介绍。《书信集》收录二人最早通信始于1922年2月6日傅增湘来函，为内侄请职，《书信集》，第49页。
(11)沈兼士(1887-1947)，当时主持北京大学国学门。与陈垣是多年老友，辅仁大学成立后，受陈垣聘请长期主持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
(12)杨树达：《积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0页。转引自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13)尹炎武致陈垣函，1962年。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0页。
(14)尹炎武致陈垣函，未署日期。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03页。
(15)容庚致陈垣函，约1925年共4封。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38—239页。
(16)岑仲勉致陈垣函，1933年至1937年，共41封。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68—592页。
(17)容肇祖致陈垣函，1926年11月9日至1934年6月23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66—277页。
(18)此外，还有广东连平人颜士清，《书信集》收有4封1920年颜致陈垣信，谈华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事；广东番禺人陈庆佑，他曾抄《广东音说》一书赠与陈垣，该信未系年；广东新会人黄霄九，《书信集》收录12封黄的来信，多谈新会修志事。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5—26页、37页、426—438页。
(19)李棪致陈垣函，1935年8月25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66页。
(20)李棪1936年4月17日曾致函陈垣商量为谭祖任饯行事，“谭三伯将离北平，甚欲饯行，俟大驾回时再定时间也”；5月28日，谭祖任到达香港小儿子寓中，即写信致谢，说“十年奉手，获教良多，惜别匆匆，弥增依恋。濒行宠以盛饯，感激高谊，泐之五中”。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67、265页。
(21)因谭宅有著名的私房“谭家菜”，甚至将社中活动安排在谭宅。
(22)谭祖任致陈垣函，1926年未署日期。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59页。鱼翅会中，傅增湘也是陈垣好友。
(23)伦、胡、陈分别指伦明、胡适和陈寅恪。见陈垣致陈乐素函，1940年1月7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43页。
(24)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第62页。另有一说认为陈垣在广州时就曾经北去上海见过马相伯。见陈珍幹：《我所认识的陈垣》，载《中国当代名人录》第3辑，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
(25)《元也里可温考》是1917年陈垣拜访英敛之时得到的，本来是英敛之创办的辅仁社给学生出的题目。陈垣“叩其端绪”，感到“偶有所触”，所以勾稽史料，撰成十五章，受到马英二人的高度赞许。该书经马相伯点定后，当年便公开印行。马英二先生甚至分别为该书作叙作跋。英评之曰“以敏锐之眼光，精悍之手腕，于也里可温条，傍引曲证，原原本本，将数百年久晦之名词，昭然揭出，使人无少疑贰”。马赞之曰：“向余只知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君真吾师也。”同年10月，陈垣赴日，应日本学者之请，宣读了这篇论文，反响很大。本文的成功，坚定了陈垣考据研史的信心，也指示了其下一步治学的方向。参见陈垣：《元也里可温考》之陈垣《自叙》、英敛之《跋》、《马相伯先生叙》，1917年8月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图书馆藏本。
(26)1918年12月校勘《铎书》完毕当月付印；1919年5月，校勘《灵言蠹勺》完毕；8月，校完《辩学遗牍》和《大西利先生行迹》。
(27)赖品超、苏远泰：《张纯一的佛化圣灵论》。http://www.guoxue.com/fxyj/dialog/paper/zcydf.htm 2006-3-10.
(28)张纯一致陈垣函，1919年3月17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页。
(29)(31)张纯一致陈垣函，1919年9月17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8页。
(30)张纯一致陈垣函，1919年3月17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页。
(32)(34)(35)张纯一致陈垣函，1918年3月30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5页。
(33)发表于《东方杂志》1918年10月号。并收入张纯一《仲如先生弘道书》之《谈道书》，上海协和书局，出版年不详。
(36)张纯一致陈垣函，1919年9月9日，9月17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页。
(37)张纯一致陈垣函，1918年5月24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页。
(38)以上资料据《神学志》1919年第五卷各期，各期封底有“陈金镛先生所著之书目”：
《圣道布教近史初编》每册一角五分上海青年协会发行
《圣道布教近史中编》同上 同上
《圣道布教近史下编》同上 同上
《战争之替代》 每册五分 同上
《致中华民国青年学员书》不计 同上
《中国布道近史初编》每册一角八分上海协和书局发行
《破迷集》 每册五分 同上
《福音与地问答》 每册五分 同上
《行传旨味录》 每册一角五分，同上
此外，陈金镛著作还有陈垣作序的《罪言》(笔者未见)和《中国的宗教观》(上海美华浸会书局1939年版)。1919年秋天，陈金镛辞职到上海广学会任编辑。另陈金镛的儿子是陈梦家(1911-1966)，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新月派诗人。
(39)《神学志》第五卷第四号，1919年11月，封一。
(40)陈垣：《罪言序》，《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1947年3、4月)，第147页。陈乐素在《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中曾引用过《罪言序》中从“始吾读陈子之言”至“而终泰然以安也”一句。氏著《求是集》(第2集)第204页。陈乐素：《陈垣》，载陈清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248页。
(41)章开沅译《贝德士与谢扶雅往来信札》，载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42)陈垣：《重刊铎书序》，韩霖著《铎书》第1版(民国八年春版)及第四版(九月新会陈氏校刊本)。陈乐素最早提到《铎书》中有这句话。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氏著《求是集》(第2集)，第204页；陈乐素：《陈垣》，载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第1248页。孙邦华曾提到后来的许多刊本将此话删去，孙邦华：《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第64页。李凌瀚比较过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图书馆的一、四版(张祝龄藏本)与中华书局1980年版本之后，发现原序言约30％的部分已被删去，他对校勘缘起及删减问题的详细论述，见李凌瀚《〈铎书〉书史：明代版本、各地收藏与现代重刊》，载李炽昌主编，李天纲、孙尚扬副主编《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55页。
(43)陈垣：《罪言序》，载《上智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2期(1947年3、4月)，第147页。
(44)具体内容请参上文。另：1924年左右《真理周刊》上曾刊有张纯一关于“佛化基督教”的文章以及反对文章各几篇。
(45)参见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第69—90页。
(46)马相伯致陈垣函，1920年11月6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1页。陈智超未系年，《马相伯集》系于1920年，因通谕发出在1919年11月30日，比较可信。
(47)英敛之致陈垣函，1925年11月。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页。
(48)《辅仁大学五十年大事记》，《辅大五十年》，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The 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 in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No. 1 September 1926，p49.
(49)详见拙文《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信徒身份探究——以陈垣为例》，提交第二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2004年，香港)，收入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督与中国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第67—75页。
(50)详见拙文《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信徒身份探究——以陈垣为例》，提交第二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研讨会(2004年，香港)，收入吴梓明、吴小新主编《基督与中国社会》，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第67—75页。
(51)吴雷川致陈垣信，1923年3月21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5页。
(52)实际上连续四期才登完。陈垣：《旧约三史异文考》，载《真理周刊》第2期，1923年4月8日。
(53)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54)刚恒毅：《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在中国耕耘》(上)，台中：天主教主徒会，1978年，第106—107页。
(55)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2页。
(56)马相伯：《教廷使署誌》，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重印，第335页。
(57)马相伯致陈垣函，1929年6月7日。这封信函三书均有收录，略有不同，不同之一是在“造舆论耳”之后有无“此教宗之新通牒所以称美华人欤”这句，之二是末尾商学界这段之有无。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无教宗通牒这句，无商学界末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有教宗通牒这句，有商学界末段；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无教宗通牒这句，有商学界末段。方豪：《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上海书店1990年重印，第333—334页。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1—12页。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9—510页。
(58)马相伯致陈垣函，1934年4月18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3—14页。
(59)方豪：《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一)》，台湾《传记文学》1971年11月，总第114期；方豪：《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二)》，台湾《传记文学》1972年4月，总第119期；方豪：《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续完)》，台湾《传记文学》1972年5月，总第120期。
(60)陈垣与徐宗泽来往书信，自约1927至1946年，共11封。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23—328页。
(61)徐景贤致陈垣函，三封。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13—614页。
(62)Kosler致陈垣函，未署日期。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66页。
(63)罗香林致陈垣函。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19页。
(64)福开森致陈垣函，1932年4月30日；陈垣致福开森函，同年5月1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15—416页。
(65)致陈少白函：“少白先生大鉴：日前闻台从北来，亟欲拜访，只以遭本生先慈之忧，未满百日，未便谒人。兹拟日间趋候，藉聆教益。近著一册，并呈，即请暑安。期陈垣奉上。八月一日。(手稿)”1934年8月1日。载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09页。
(66)方豪：《与励耘老人往返书札残剩稿(续完)》，《传记文学》(台湾)1972年5月，总第120期。
(67)详见拙文《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信徒身份探究——以陈垣为例》，第73页。
(68)见刘廷芳致司徒雷登函，1924年3月21日，函中说：“陈垣非常守信，坚持每周授课两个小时，这期间他只告假一两次，还是因为国会有重要的事务，他的住所相当遥远，而他本人又那么繁忙，所以他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档案缩微胶卷，存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184卷，页2。陈垣似乎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提供无偿服务，得不到任何薪酬和补偿。关于陈垣与燕京大学神科的关系，可参考徐以骅的研究：“据早先司徒雷登的安排，陈垣来燕大授课纯属义务，此种安排颇有轻视陈垣之嫌，故在校外引起非议。陈垣本人自然耻谈报酬之事，但他在1924年3月的某一场合对刘廷芳当面表示，因路远明年请辞神科讲席。刘翌日便上书司徒，建议发给陈垣正式聘书，一如北大的作法；作为礼遇另给车马费每月50元，以为补救之策。”徐以骅：《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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