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博士、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6-0062-15
    引言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人际网络中，他既是自己网络的中心，又是别人网络上的一点。因此研究历史人物与相关人士交往的时间、交流的内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是深层了解人物的重要途径。个人信函因其原始性、即时性成为研究人际网络最好的资料之一。
    以《陈垣来往书信集》为例，该书收录了陈垣书信千余封，时间跨越1917年至1964年共47年，即从陈垣37岁至84岁之间，往来者达200多人，既有学界朋友、师生，也有政界同事、上司等，有好友、家人，也有素昧平生者，还包括出版社、图书馆等机构。以陈垣在近代史学界的地位看，书信集在学术史方面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若从中国基督教史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书信集也是考察陈垣与民国基督教界交游网络、与基督教关系的绝佳窗口。或者重视不够，或者由于对某些相关人士的基督教背景不甚明了，就目前来看，这一题目似乎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和分析的潜力。
    如果把陈垣的人际网络比作一个个以他为中心的圆圈，那么他与基督教界的来往只是其中的一个圈。圈与圈之间或游离，或相切也或有部分重合。圆圈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大小、有无之分，也有重要性的变化。本文将尝试从时间脉络看陈垣在民国时期与基督宗教界的交游，分析陈垣在不同时期与基督新教、天主教的亲疏关系，以及在整个交游网络中的地位，尝试探讨其中变化的原因。
    一
    《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陈垣书信一千多通，从来源上看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来自陈垣的“有意保存”。陈垣保存信札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将一个人(或相关的几个人)的来信用一张白纸夹在中间，其中既有学者名流例如高闾仙等，也包括求教青年如方豪等；第二种是与他的遗稿放在一起，一般是对方提供材料或讨论问题的来信；第三种是特意录副保存的他认为特别重要的讨论学术的来信。陈垣先生去世后，这些书信虽几经搬迁，但是大部完好，从而也保存了陈垣书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第二部分来自陈垣嫡孙陈智超的发现和收集。其中包括陈智超发现的陈垣遗物中幸存的信稿，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例如背面写有其他内容而保留下来；其他则由各方收集而来，主要是陈垣致他人信。尽管这些去信，在他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可能不到百分之一，①但却是陈垣书信的必要补充。由此可见，《陈垣来往书信集》虽然不是陈垣书信的全部，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书信集》中信函数量居首位者是广东学者汪宗衍。陈垣与他有多重关系：一为同乡，都是广东人。二为世交：陈垣在广州时曾受到汪父汪兆鏞激赏，因而视后者为“天南知己”②；陈垣与汪宗衍五兄汪希文是同学，都是广州光华医学院第一期毕业生；陈垣与汪宗衍长兄汪祖泽同岁，同居北京，“往还甚契”③——陈垣与汪家五人均有书信来往，除汪宗衍外，还包括汪兆鏞、汪祖泽、汪希文和汪兆铭，陈每次暑期回乡省亲时，还往往到汪家问候起居④。三为学友，尽管陈垣长汪宗衍一辈，但是二人的论学自1933年至陈垣去世前一年(1969年)，长久不断。书信集所收录者既包括陈垣的存件，也包括汪宗衍编写的《陈援庵论学手简》部分，还有汪宗衍寄来的其余部分，收录非常齐全。在36年时间里，二人往来书信达189封，平均每年5.25封，频率相当高。
    按照往来信函数量排列，在汪宗衍之后有陈乐素、尹炎武、傅增湘、岑仲勉、方豪、沈兼士、谭祖任、邵瑞彭、陈寅恪、松崎鹤雄、胡适、张星烺、余嘉锡、容肇祖、傅斯年、包赉、张宗祥、朱师辙、叶恭绰、徐宗泽、柴德庚等，与陈垣往来信件都超过10封。⑤由此可见民国时期陈垣交游比较广泛，他的交游圈子主要有：
    第一、政界人士圈。始于1913年陈垣到北京任众议院议员，该圈在书信集中出现者，有梁士诒⑥、叶恭绰⑦、戴传贤(即戴季陶)、汪兆铭(即汪精卫)等。在陈垣从政阶段(1913-1922)，陈与前二人曾密切往来。1935年陈向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赠书⑧——可见陈垣并未将自己隔绝于政治圈之外⑨。当然在1922年之后，政治圈已不是陈垣交游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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