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邓小平，他对于领袖毛泽东是十分崇敬、信仰和拥戴的，对于上述重要指示也是心领神会、坚决贯彻执行的。1952年，他还在西南地区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时，就曾经为该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作过如此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10]不久后他到中央工作，又负责全面部署落实筹建国家体委的机构设置、训练比赛制度、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并对拟设立一个“群众体育处”报告作了以下批示：“不行，不能是处，要成立司，和其他司拉平。”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领导和管理，还要求各级体委“主要在这方面应该搞好”。[10]他曾经反复地强调说，“体育是个群众性的东西”；要“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要发展少年儿童业余训练”；提倡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11]等等。他在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作过一个重要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11]明确地把“有体力”列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还主张“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12]因此，江泽民认为：“中国有12亿人口，体育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毛主席的方针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是一致的。”“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13]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我国从中央到基层、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地区到平原、高原乃至于偏僻山区，各族人民在广泛而深入地普及和开展着群众性体育运动，使得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体育运动出现过3个高潮时期，有效、显著地改善和增强了全体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据195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有168万多人通过了“劳卫制”标准，1966年又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当1959年9月举办第一届全运会时，曾经在全国各地发动了5000多万人参与各级选拔赛，正式参赛的体育代表团29个，运动员共计1万多人。期间有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664人844次打破或新创106项全国纪录。在建国后短短17年内，“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便彻底地被抛入了太平洋。
    　　2　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体育思想
    在新中国体育事业所走过的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创业历程中，邓小平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奉献是有目共睹的；而在毛泽东体育思想中，也有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结晶。邓小平既坚持和继承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又在历史新时期的条件下加以创新和发展。邓小平成功地探索和总结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阶段、所定的目标任务与发展战略以及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与科学方法等。邓小平理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也包括改革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思想。
    首先，邓小平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人民性方针和群体优先的原则，主张通过改革开放而开展更广泛的群众性体育锻炼和竞赛活动，以增强人民体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和社会进步的主人翁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是体育运动的主体和生力军，因此，古今中外体育运动最本质的属性就是人民性。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唯一宗旨，在党的每一个时期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中，都强调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邓小平曾经提出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为尺度，来衡量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改革开放、发展方向也不能偏离、违背这一尺度，必须始终地围绕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来做文章。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我国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放在首位，提倡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等都要以此为基础，与之相适应、相配合，做到既普及又提高，各有特色，协调发展。1984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必须全面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体育思想。国家体委据此于1986年作出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明确地提出体育体制改革必须以社会化作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从而形成“国家办体育”与“社会办体育”相结合的新格局，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实现跨越式的新发展。此后制订和实行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更是有效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水平。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建设2万多个体育场馆，其建设速度是改革开放前的2倍；而在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7亿人口中，有90%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达到的。至1996年底，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已达15.5%，如果将7～15岁的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等人口当作体育人口统计，总数则达到了31.4%。这在发达国家中可能不算稀奇之事，然而对于起点低、基础薄、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实现了近代中国革命和教育先驱们梦寐以求的“强国强种”的夙愿。
    其次，邓小平十分强调，改革开放时期的体育运动必须紧紧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为之服务，并有效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为此，他反复地论证和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2]而过去我们对此曾长时期地认识模糊、决心动摇，在实际工作中处理不妥，或者措施不力，或者重点偏移，因而使得体育运动与经济建设经常成了两条轨道、两张皮。在“文革”时期，则提倡和实施体育运动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载体，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运动这一中心，更造成了体育功能与本质属性的严重扭曲和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的正确倡导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还其强身健体、怡情养性、锻炼意志、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等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又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落实具体措施时，比较正确地认识、处理体育运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主从关系，使之成为自觉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有力工具与助手，并坚持在这一前提和基础上，努力地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和自身改革的突破口，以及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途径和前景，等等。因此，这些年来我国的体育运动以其特殊魅力和作用，并通过“全民健身”、“俱乐部制”和训练、比赛的市场运作机制等形式与渠道，不断地扩大、深化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相关体育投资需求与消费水平，有效地刺激、拉动和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2～1997年中国居民健身娱乐的文化体育消费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1994～1998年共发行体育彩票62亿元，公益金总收入18.6亿元，其中60%用于实施全民健身计划，40%用于实施奥运争光计划；1998年全国足球甲A联赛门票总收入1亿多元，篮球赛季门票总收入达1410万元，排球赛季经营收入达1200万元（以上均为人民币）。总的发展态势十分良好，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显著、有目共睹的。
    其三，邓小平还坚持了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承认、肯定体育运动与政治的结合与互动，又鲜明地反对把体育运动过度政治化。
    毫无疑问，体育运动具有政治功能，不可能脱离政治活动而存在和发展，当今世界各国与国际社会的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开展、交往与竞争，更与政治的结合和互动有着越来越明显、越密切的趋势，有时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是相当突出的。邓小平也曾说过“打球中体现了很大的政治任务”这类话[11]。然而，体育运动本身毕竟又是一种锻炼、竞技活动，不能直接、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活动，更不能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过度政治化。
    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亦作出过表率。他在“文革”期间首次复出的艰难处境中，曾经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大无畏气魄和胆略，果敢地指示在当时举办的第三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背景画中要除去“四人帮”极力鼓吹和支持的“政治典型”——小靳庄的图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他在1979年初再次复出政坛后，便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坚决地支持制订和实施“奥运模式”新方案，即允许台湾有条件地保留在国际性的体育组织中，并可以与大陆体育运动队同场竞技。此决定堪称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杰作，既正确地坚持“一个中国”的重大原则立场，又灵活地解决了竞技体育的特殊性问题，成功地突破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长期疏远、脱离国际体坛的窘境和僵局，实现了我国运动员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提高水平，为国争光”的梦想和企盼，同时促进了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迄今为止，我国运动员已在多届奥运会和其他大型国际体育竞赛中获得了优秀成果，显示出雄厚实力，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有资料显示：仅在1978～1990年，我国运动员就获得世界冠军460个，超过和创造了世界纪录268项，分别占了建国以来获得的世界冠军总数的80%和世界纪录总数的50%以上。中国女排还有蝉联“五连冠”的辉煌战绩，乒乓球运动更是保持着长盛不衰。我国的体育竞技水平已经在亚运会上雄踞“霸主”地位，如今又跨越成为奥运会金牌榜上的第二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其四，邓小平还以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策略与哲学家的智慧，为我国竞技体育运动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许多典范性的规划部署。
    例如，1984年8月14日他曾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11]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国际性交流与交往不仅扩大了竞赛活动范围，而且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影响，把本来属于运动技艺的比赛，扩大和延伸为国与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从而使竞技比赛的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体育运动的本身价值。又如前面所述，邓小平坚决地支持与实施“奥运模式”，开创了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与国际体坛频繁交流融通的崭新局面。此外，早在1985年，他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和超前意识提议，我国北京要准备申报2000年奥运会。虽然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终于获得了2008年举办权。1990年，他又亲临北京亚运村的现场，热情鼓励即将参加亚运会的国家水球队集训队员：“你们拿金牌就好啊！”[14]他还亲笔题词号召全国运动员要“提高水平，为国争光”。[14]
    对于自己毕生酷爱的足球运动，邓小平也提过鲜为人知却非常中肯的意见。他曾经认为，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足球比赛中都“不要怕输”，“心理状态不好，越怕输越输”，“输了也没有关系，好好训练，主要是鼓足劲。”“我们首先要教育我们的裁判”，“裁判不好，是降低我们的水平，而不是提高我们的水平。”他又认为“运动员不尊重裁判，也是降低我们的水平”；“自己没有真本事，靠裁判帮一手，结果自己倒霉，不能进步。”并号召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中一定“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14]他还明确主张竞技体育就是对抗选拔、高低较量的运动，优胜劣汰、输赢胜负等是不可避免的，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只能是艺高人、优胜者的语言；他不仅自己在参与竞技比赛时斗志顽强、不甘服输，而且曾公开地号召我国运动员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要多拿金牌、为国争光。根据他的指示精神，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制定和贯彻实施了奥运争光计划。“国运盛”则“体育兴”，全世界将看到一个更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体育巨人在东方崛起！
    最后，邓小平的卓越理论又启迪、引导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沉着坚毅、不负使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豪情满怀、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也将我国体育运动引进一个新境界和新天地。主要体现在：一是继承和坚持群体优先的全民体育思想，进一步实施、完善了“全民健身工程”和“奥运战略”；二是创新和发展体育运动自身具有经济属性的产业体育思想；三是开始重视把体育运动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内容，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的人文体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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