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了解释不同劳动在相同时间中创造价值的差异，曾经将社会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指“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1]57-58，即无须经过培训和学习，具有天然劳动能力的人都能从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指“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2]19的劳动，即需要经过培训和学习后，劳动者才有能力从事的劳动。马克思指出了这两种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自乘的”或“倍数的”关系：“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1]58。有学者据此精心设计工资系数和劳动力教育费用系数等各种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倍加系数，试图对二者间的数量关系给出精确的倍数计算①。 对于这种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倍数关系的观点，从一开始就遭遇各种批评，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当属庞巴维克(Bohm-Bawerk)的质疑。他指出，“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将‘价值’和‘社会过程’看作折算标准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这显然意味着马克思在作循环论证”[5]83-84。对于这些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曾经采取回避态度，声称它们“不属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范畴”[6]288。但是这种回避并没有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质疑中解脱出来，反而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现实面前更加突出：例如“创新型劳动”(包括科技发明、新的经营战略等)所创造的价值不仅数量上巨大，而且与劳动时间并不直接相关；一些瞬间产生的创新观念不仅作为生产力要素而创造出巨大的使用价值，同时也能创造出数量巨大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面对如此情境，如果我们简单地、笼统地用劳动的“简单性”和“复杂性”来回答，无法应对客观事实，无力应对庞巴维克的挑战。 而马克思面对如何确定这个倍数关系的难题，是这样回答的：“各种劳动力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7]19。那么，决定这种比例的“社会过程”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或许是由于要解决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对这个问题出于“省去不少麻烦”②的考虑，并未作出进一步说明。对于如此宏大而复杂的理论创始者来说，这种暂时的忽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是人而不是神，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苛求马克思。在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接过马克思的理论接力棒，分析他当年为了更重要的理论任务而没有深入分析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创造价值的，由此构建创新型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模型，尽可能使其计量化。 一、两种层次的劳动及其根本差异 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中的“劳动价值”，不仅仅是作为物与物之间交换比例的“交换价值”，而且是在物与物关系背后的、凝结在“物”(商品)中人与人的关系，它是通过人们相互服务的社会劳动，并且通过市场交换建立起来的。商品生产所要耗费的“抽象劳动时间”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度量标尺。马克思为此给劳动价值下过以下定义：某商品内部所含有的价值量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量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 这个定义本身就暗含着两种劳动：一种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我们称之为“常规型劳动”；另一种则是创造这种“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了常规型劳动的劳动条件与劳动方式。而马克思定义的劳动价值只是常规型劳动的价值，因为这是大量的重复性劳动，生产的是众多的重复性产品，由此人们可以求出它们的平均劳动时间。《资本论》考察的劳动，基本上都是“常规型劳动”，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的劳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划分为劳动力再生产所耗费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然后分析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资本，以及资本如何追求剩余价值增值的过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原生产力水平上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进行的“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在整个劳动中的比例，而进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后一种生产中，“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必然发生了改变。那么，一个隐含的问题出现了：这种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人类劳动产生的。这种创造新的劳动生产条件的劳动，我们称为“创新型劳动”。 所谓“创新型劳动”，泛指一切关于创造和建立新的劳动生产方式，以建立起新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的劳动，它大体上与熊彼特所说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new combin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相当。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劳动，而是常规型劳动背后的社会过程：使“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发生变革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之一，它决定了不同类型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比例。 这个“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包括如下一系列劳动过程：第一是原创性劳动：即发明或发现人们劳动方式的新观念，如发明新产品的制造方式、新材料的制造与使用方式、新工艺、新市场开拓方式、新劳动组织方式，其中意义最大的原创性劳动是能够改变整个行业甚至全社会生产系统的生产条件的“体系性创新”，例如，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激光照排系统等等；第二是改进性劳动：对上述原创性观念与技术发明进行改进、发展和完善，使之具有实践操作性，并且使之延伸到各个领域，从而开辟了原创性劳动向社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是推广应用性劳动：将已在生产领域获得成功的创新型劳动成果推广开来，取代原有的生产条件，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产业升级改造。这类劳动虽非原创，但必须对已有技术进行创造性、适用性的选择、消化和发展，进行探索性创新活动，而不能单纯地机械复制。这类创新活动改变着现有社会生产条件，因而是整个技术创新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没有它，任何原创性劳动将成为空中楼阁，社会生产条件不可能发生变革。因此，创新型劳动是完整的社会产业链上的旨在创造新的劳动方式的劳动，而不是哪个单独的个人劳动。个人劳动只是其中一个环节。③ 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劳动，在其社会经济性能上，具有根本性的区分： 第一，“产品”形态完全不同：常规型劳动所生产的是直接为人所用的物质产品或服务。而创新型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从总体上说，是人们常规型劳动的作业方式与作业条件。熊彼特曾经把经济生产中的创新统称为“技术创新”，认为其本质是创造“new combination of means of production”(生产手段的新组合)[9]166，实质上就是创造“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不是某种具体的商品本身。当然人们可以把这种“新组合”(也即新的劳动作业方式、劳动生产条件等等)当作商品来出售，例如以“专利”或技术转让权等等，但这种“商品”毕竟是与普通商品完全不同，因为它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生产普通商品的方式。 第二，“产品”的使用方式完全不同：常规型劳动所生产的有形物质产品或无形服务(餐饮、娱乐等)，本身就是物质形态的，因而使用过程即是此产品的物质消耗过程，无法复制。因为复制过程就是该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本身，你复制一台机器就是按照常规来制造一台机器。于是其生产出的使用价值量对应于产品的数量。而作为“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或新创造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则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人类劳动方式，因而在使用过程中产品本身并没有被消耗。不仅如此，它对使用价值具有依附性，因而其功能反而在使用中不断被激活和发展，也即必须应用于具体的新的常规型劳动中才能展现出来。因此创新型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量决定于它被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在使用过程中其使用价值不断增长而不是被消耗。同一种创新产品(一种新的劳动方式)可以被各个不同企业所采用，从而逐步普及开来，成为新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 第三，“产品”的劳动过程的特征完全不同：“常规型劳动”作为在既定生产条件下按照既定方式进行的劳动，是全社会大量地重复性劳动，其劳动结果是重复的、可预期的、确定的。正因如此，常规型劳动的劳动量可以用产品的“平均劳动时间”来计量。然而“创新型劳动”作为发明和建立新的生产手段组合、新的劳动作业方式与劳动条件的劳动，其劳动带有程度不等的尝试性、非重复性、不可预期性、不确定性，而且一定是不能重复的，因为重复就不是创新。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说明这两种劳动之间的差异。
